颱風前夕，大澳居民組織過百位街坊、義工，協助區內居民和長者進行預防工作，先在棚屋區幫老人家們置高傢俬，又在比較深入的寮屋區幫村民堆沙包。大澳居民謝世傑是協調者之一，忙完一整個上晝之後，他在家裡拿出幾罐啤酒，先同朋友乾一杯，然後在一間棚屋上凝望這條水鄉。
「原來已經十年。」
同樣是颱風天，同樣是大澳，十年前「黑格比」吹襲香港，大澳受災極之嚴重，颱風期間出現水浸，事後食水、道路中斷，多名居民被困。
「08年的時候，大家都無經歷過如此嚴重的風暴潮。當時大家以為並非潮漲日子，水漲極有譜，但最後完全失預算。」當年任職基督教女青年會NLCDP的謝世傑憶述，十年前不論政府或民間，都對那場風暴沒有準備，當局又以為待水退後便無事，結果社區面對的危機便一一浮現。
一場改變人生的居民大會
「當年我們見到政府善後工作的不足，很多受災居民衣服、電器都浸壞，又撞正剛剛開學書簿又報銷，對基層的居民在說是很沉重的負擔。政府當年很遲才做經濟援助，只著華永（華人永遠墳場基金）找幾十戶每戶補助3000-5000元，但整個大澳是有幾百戶受災。」
「後期大家都頂唔順，成街垃圾，街坊又將家中浸壞的傢俱拿出來，清潔工友人手又不足，結果堆積在街上，部門又無加人手，又無機制處理，頂不順之下，開了居民大會聲討整個救災、後勤支援不力的情況。」
根據網上記錄的實況，遠遠比謝世傑今日輕描淡寫嚴重：大澳六月發生山泥傾瀉，不但水電中斷，陸路交通受阻，電話訊號又消失，水浸兩日無人救災；九月又再發生水浸，當時消防連橡皮艇都沒有。
這場居民大會引起的風暴，比起水浸可能更深遠。謝世傑當年找到微弱的手機訊號，將事件通傳媒曝光，居民又以廣播和告示互通資訊。在居民大會後，大澳鄉事委員會、時任區議員黃福根多次去信女青投訴謝世傑及其同事，最大罪名是「濫用揚聲器」和「隨處張貼告示」，2009年1月，女青高層開始「提醒」謝世傑要改善與地區團體關係，同月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與女青高層會面，並向女青高層表達大澳「唔係好和諧」。
女青董事會於是書面警告謝世傑等人，其後將他們調職至西環，近300位大澳居民聯署聲援謝世傑，其後謝世傑於4月向女青辭職。雖然事後女青聲言大門永遠為其而開，但謝世傑當年的回應，是「做返個有腰骨的機構先講」。
進步中的民間與鄉事組織
這就是「大澳和諧事件」，發生至今已經足足十年。今日謝世傑已經是搬入大澳多年的居民，去年的「天鴿」風災，他也有幫手召開居民大會。今天「山竹」襲港，政府部門早已借用鄉委會作指揮站、政府部門提前疏散村民、民安隊也提前進駐大澳，相比以往八號風球才出動，算是有進步。而事實上，每次救災情況都比上一次理想。
而包括謝世傑在內的街坊也走前一步，組織義工隊在大澳協助村民準備；而地區、鄉事團體也不再如以往般被動：「有些人可能著上某區議員的制服，那時就需要有些集體表現讓人知道他們在做事，那有些團體跟地區民間團體合作會得失某些團體，就不如各有各做了。」
「在這些政治拉力下，出現了各有山頭的狀態，我們就希望由民間一齊做，不論政府或其他團體只要願意都可以一齊做，但有時這些事情都可能一廂情願了。」
當年投訴謝世傑「濫用揚聲器」的鄉事會，十年後也開始多貼告示，提供防災資訊和其他社區資訊，區議員和鄉事組織也主動協助居民防災。
「我們也不太介懷哪些人要拿credit，但似乎民間的工作在推動不同的政府部門、傳統地區組織、區議員，他們也不忙怠慢。不同團體加起來有百多人，這動員能力是大家各自發揮才做到，但如果能再進一步，協調更好將力量集結，在工作就會更順利。」
不知是迷惑還是迷失的CD社工
十年過去，由社福團體走到民間團體，謝世傑的名字在媒體上亦偶爾出現，既是各界關注骨灰龕法案大聯盟召集人，又是守護大嶼聯盟成員；他離開了的女青年會亦繼續屹立大澳。
雖然近幾年不社運內部不時強調社區工作，但不少以選舉面向為主打的社區工作始終受制政治立場差異而困難重重；另一方面，謝世傑認為無論是現存的十七支NLCDP、或者市區重建、發展清拆社工隊等，大多都受制一筆過撥款的政治氛圍，工作只能流於解決問題的層面，而沒有帶動社會運動、公民運動的意圖或角色也愈來愈少。
「十年前，我們舊機構在這兩次風災、水災與居民一齊發聲，因而觸碰民政署、當地的（團體）不高興並作出投訴，舊機構沒有維護我們工作的理念就進行了警告、調職的安排，這是一個先兆，即使在這裡繼續工作，那個調子都會完全改變。」
去年大澳再一次風災，謝世傑也與其他街坊以Whatsapp交流，邀請立法會議員和街坊召開居民大會。謝世傑說，有人形容社工隊是鄉事委員會分部，只睇鄉事會做事。「一隊NLCDP，三個社工，百幾萬一年，如果你發揮不到角色的話，我覺得是幾不公道。在公帑運用上，到底你工作的方向效忠誰？」
「如果講得唔好聽，我自己期望一個NLCDP，是應該繼續同居民一齊去關心社區的問題，將資訊與居民分享。可惜我自己今日以居民身份，在地區訊息、大嶼山整體發展、地區事件出現時，實在看不到當地的社工服務單位擔當這個角色。很多是時都是民間看到，例如看到入口廣場的建設規劃、街坊自發搞簽名運動；昂坪360要碌落大澳、街坊點睇？這都由民間自發放訊息和面對。」
「但整個清拆的問題涉及土地發展的面向，到底社區工作隊是否應從這角度去思考土地分配的問題呢？似乎在這些面向上，會觸及街坊重新思考、一齊為自身利益以外的根本問題發聲，從而觸碰到很多既得利益的問題。」
「我看不到現時NLCDP會以這面向做，我們這區的NLCDP只會幫機構做千歲宴、搞派福袋，比較社會服務性質的工作。NLCDP應該有服務同政治的面向，政治面向在NLCDP裡比較少處理。即使現時的社工同學實習，都未必在傳統的NLCDP實習，會去民間組織，會有更多社區工作的面向。」
由社工變街坊，我不期許被組織
「話說回頭，去年的『天鴿』颱風，又是大澳，比黑格比更嚴重。當年我們團隊被鄉事委員會和民政署指指點點，結果就出現了『大澳事件』或社會服務的『河蟹事件』。2017年天鴿同一個團隊，他們的救災過程卻被當局認為救災出色。」
「但我們看到災後的垃圾處理、居民大會都是民間發起，當區NLCDP好像在這位置有難言之隱。所以出色的定義，如果你以效忠政府為標準，那政府覺得你做得不錯，我們做這些事情不是要拿甚麼獎，只看到荒謬。」
「九年前同一個機構同一個地區鄉事委員會，九年後同一件事，但結果截然不同，到底是我們做錯了，還是九年後的機構做對了？這個我相信自有公論。」
由社福界走下來，謝世傑看到現時的民間力量，正正是社區工作所希望支援或發展的工作。「自己社區自己救」的口號通處可見，以歸屬感連繫街坊的自救意志，也正正是大家做社區工作都有所想像的模式。
「但我們也不期待被組織，如果我是這裡的NLCDP團隊，見到現時居民如此活躍，我們不應是合作關係，（應該思考）一個地區團體有資源下如何支援街坊，其實我們不一定要做組織。社工不一定叻，也不一定要說甚麼增權，很多街坊能力高過社工，而資源應該是由街坊運用，財力物力如何支援，但現時這狀態就不見這些支援，哪怕只是印張海報都要付錢。」
「如果政府有系統做得好，就未必需要用到這些民間組織；但由另一角度看，有危才有機，正是過去政府沒有做好即時回應，居民唯有自發組織起來做。」
大澳棚屋在風雨中損毀，重建，再被火燒，再重建。這幾年大澳有很多民間社區項目和倡議，既舉行不是垃圾站、又有政治訴求如關注巴士站設計、大嶼山整體規劃的事件。棚屋上的男人，由CD社工變成居民，期許的社區連結未致完美，但十年前種下的種子正慢慢開花。
認識NLCDP
NLCDP全名「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多年來，每當大家討論社區組織工作，NLCDP總會成為大家熱切討論的話題：由為填補殖民地的service gap，在臨屋、寮屋區提供服務，到「合一事件」與天台屋居民一齊抗爭，繼而在1995年底不再擴展NLCDP，被形容為「社工專業化，從社區發展退場」。
隨著社會運動發展，行動者也開始進行社區組織工作，有些社工認為，非科班出身的組織者常常帶著個人政治理念介入社區、以從政為目標；有些組織者則認為社工隊保守、老化，也質疑由公帑資助的社工隊中立性。
不過，新界的寮屋社群，多數是相對弱勢的非原居民，NLCDP的存在，是壓力團體以外重要的社會資源。現時全港最後17支NLCDP社工隊，大部分都集中在鄉村寮屋區，例如三門仔、牛潭尾、龍躍頭、深井、老圍、大澳等。about:blankFacebook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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