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拆遷工作有很重要的現實需要面對：一個家庭即將面對外來巨變，無論最終會想堅持還是提前安置，這種改變都至少影響數十年。可是在香港面對拆遷的人，總是無法得到最準確的資訊，也無辦法在拆遷後得到合理的生活保障。這一點也是燃點著「外來者」的正義感和使命感，生於社會，我們不應放任自己被剝削，也不應對別人被欺壓視若無睹。
當然我們也會常常反思，組織者入村不是為了「幫村民」，組織工作是為了街坊、也為了自己，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成長，令到更多人擁有站出來捍衛自己權益、尊嚴的意志。
這份工作的成就感往往不是通過credit去換取，無論是個案還是一條村的拆遷，我們最希望見到村民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慢慢成為意會到為自己充權比起「靠別人幫忙」更重要的想法，我們也只不過是在旁邊扶一把。
然而這種理想落地時的差異還是巨大，因為現實往往比想像中殘酷，你很難「扶一把」。
近來在兩個九龍鄉村，更體會到土地分配的不公義，對居住人權的踐踏。以往在新界見過很多雞舍、豬欄被改建分間成比唐樓劏房更狹小、環境更差的寮屋劏房。
但在牛池灣、竹園和茶果嶺，聽到見到的情況還可以再惡劣多二十倍。「木屋區」不是父輩祖輩的歷史詞語，而是仍然存在於市區的一種居住方式。
昔日木屋區尚且可以向外擴張，但今日政府嚴控擴建這可以理解，卻放住村內單無止境的分間、僭建出結構非常危險的單位，或者在舊式寮屋工廠分間出更細小的板間房，一層單位變成三層結構不安全之餘，幾乎每年都發生最少三次寮屋火災造成的死亡事件。
胡亂接駁的排污系統，令到社區整體居住環境愈來愈差，村民說，有些住戶不會在與鄰居共用的廁所開大，否則會塞死。開大的地方，除了公廁就只有這種——放在自己家門後面的流動廁所。數以萬計的人就此居住在這種地方，每日做十幾個鐘，回到比監獄還要細小的家，再出去流動廁所方便。
原來在家大便在香港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市區寮屋（木屋區）的工作比起農村更複雜，沒有美好形象的鄉村，面對一個又一個被社會、被不公義徹徹底底地剝削得體無完膚的人，即使超人也不可能由將他們拯救出來，蛇齋餅糭就也不會改變現實，但可能會令他們會微笑半分鐘。
我們這種工作之所以尚存在於社會，就像是大家夾錢去請一個人，代替自己走入這些暗淡無光的角落，去面對社會最殘酷的現實。
這是一場關乎生命與人性尊嚴的抗爭，我們要建立一個讓每個人都可以在家中大便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