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半年去了三四次深水埗，一如以往都是去鴨記睇攝影嘢（毒），也會去高登睇電腦、新高登或深之都研究收音咪Podcast（毒）。但如非《星期日明報》的文章，都沒有意會到大南街變了超紅的文創（文青）基地，甚至連一拳書館開幕時也只覺得只是貪平租。
而今日風火山林有一篇文章，其中一間文青店Storerooms（展覽場地？我不太知道如何name這種地方）舉辦了一個蝴蝶標本展，原來很多由外地運來香港展出的標本都是非自然死亡、甚至可能來自標本蝴蝶繁殖場。
我大概沒有想像過深水埗變了如斯模樣，甚至明明自己都有路過卻也不發現這種轉變。
先申報，在觀察、參與的土地規劃與空間應用運動的過程中，自己有份大多數都是參與「危機介入」的社區，而這些社區大多數的危機都是拆遷，深水埗只拍過一份棚仔短片。對於沒有拆遷機會的社區比較少參與，因為工作上是接觸到大多都是前來求助的拆遷戶。
在這些社區反迫遷運動中，動用文藝的力量是組織者常用的方向，希望通過軟性的呈現引起公眾對議題關注，也藉這些活動促進社會與村民之間的互動。自己參與過的有太陽花節、大樹菠蘿節等。
可是這些活動經過新假期、U Mag、東張西望及一眾KOL轉化呈現時，往往只看重其對消費者或不熟悉議題者的吸引力，而無視甚至畜意忽視、不處理背後的發展問題。甚至如MAD可以在拆村展開後，收政府部門錢搞古洞深度遊。這種經驗不至於令組織者們要放棄本身的活動，但也要認真思考如何不令到議題反而被邊緣化。我們搞文創活動本身就是為反迫遷、介入社區，如果做不到這種效果，必須檢討。
大南所經歷的情況又完全不同，相比將原有建築和社區完全消滅再重建的粗暴發展，大南街這種「被士紳化」的方式遠遠比不上。但這種因為經濟利益的聚合、排擠了本身服務地區基層的商舖和服務，對社區來講也是一種慢性威脅。
一個人受到地區精神氣味吸引，而進入一個社區開一間店——如果你不是以單純牟利作為目標，要提問的是你間店開在這個地方，想要與這個社區的人產生怎樣的互動；還是其實深水埗同將軍澳對你來講都無分別？
應該是有分別的。比比書屋開在大江埔田邊，無論環境和業務（例如以菜換書）都是順應社區、呼應在地；你不會期許（或者不應期許）書店賣一杯100元咖啡。元朗一些咖啡店會將咖啡渣留起給農場，當然也未算很成氣候，但也有這種關係正在發生中。
所以如果那些文青店，是有建立這種互動和共生關係，或者是借助了地區的質地去發展自身業務，這也不是一件完全壞事，而且也不可以將之類比作為連鎖店和財團壟斷。一間店舖裝潢的風格，吸引一堆客人之後，再吸引更多人去開更多相似的店舖，也令想實現開這種店的人，更容易找到一個適合的地方去開店。
只是如果一種風格的店舖單純地因為想吸引相似客人，而走入同一個社區，繼而將租金抬起而令到原有服務基層的店舖無法負擔，那可能也造成了一個需要面對的危機。
不熟識這個社區，難以下判斷。除了「銅臭味的文青店」之外，最重要還是要考慮這種店舖同社區的關係。
順便討論下那個標本展。店方承認標本是由「可持續組織/自然死亡之生命製作」，而這「可持續組織」是由南美或非洲政府與原著民（原住民）合辦的組織，我們是否可以理解這也是來自繁殖場？那這件事是否Moral？
但單由網上見到的討論去思考，再去到標本展主辦的文青店Facebook樓下，完全不見有對標本展的討論，這一點就令人有點意外——我以為文青也喜歡這種思考辯論，甚至標本銷售應否被批判，應該可以引起一些討論，所以先出手去搗亂了了（歡迎指教 Storerooms）。
如果文青只是裝潢、風格、生活方式，那他們如果沒有造成對社區的傷害，作為一種同人身份也不為過。但如果文青可以引起社會多些吵鬧，多些思考，多些辯論，那對公民社會來講，一定是一件超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