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岸南鐵擋拆勾起了昔日馬屎埔、橫洲抗爭的回憶,雖然今日香港應該已容不下這種抗爭空間。
無論是台灣還是香港,媒體只會將強拆與擋拆的肢體衝突放大;對土地徵用制度的不理解,也不願聆聽被壓迫者的訴求與理據,拒絕理解金錢和安置以外,家園對人的價值,也拒絕相信支援者完全出於對社會公義的理想追求。
相比起媒體上影到的幾十秒畫面,土地運動與所有議題一樣,組織工作才是參與者最花心思和時間的參與。同時,這也是最容易被在眼裡只有錢的世界所誤解和曲解的工作。
過去一年,土盟組織者主動進入了牛池灣、竹園開展組織工作,亦藉此想講清楚事件的政策背景。

📍寮屋安置補償政策
2019年3月,政府放風要發展茶果嶺、牛池灣、竹園三村(九龍三村)。這時俗稱為「510方案」的「發展清拆行動特惠補償及安置加強措施」,已經在立法會通過超過半年。
在1999年之後的寮屋拆遷和發展,政府以公屋資源短缺為由,取消了昔日免審查的安置上樓安排。
寮屋居民欲安置至房署公屋必須經資產入息審查,頂多亦只有不多於60萬的特惠津貼,上樓和津貼只能二選一,更沒有提出讓居民可以保留原有生活方式的做法。
經過菜園村、東北、橫洲、乾坑村民與抗爭者的努力,政府在510方案提出加入免審查上房協租金較高的出租單位方案,並修訂了選擇津貼的算式,將總額上限增至120萬。同時紅字牌上的非人住屋,也可以納入安置(只限住滿7年,只能去房協單位),但卻要求所有非人住屋居民自願登記,否則日後不會符合資格。
當年這個政策在討論時,並沒有得到香港市民特別是寮屋居民的關注;事實上這個方案一改以往政府清拆時以項目為本提出不同的安置補償方案,將所有(政府清拆)行動的寮屋,都劃一以此方案安排。此舉減省了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的行政成本,卻直接令到日後拆遷戶失去同政府在方案裡「講數」的法理基礎。

房協的安置(出租單位)租金水平為公屋單位的2-3倍,這對一向不需要交租的寮屋居民來講可謂極大負擔。而特惠津貼的算式改動也加入面積作為變數,令到部分寮屋單位可以得到的津貼額比舊算式少,以400呎住32年單位為例,由昔日的60萬變成只有48萬。
所以510方案並非如政府所言是一重加強方案,在很多地方甚至是退步和落後。而九龍三村就是510方案通過後,首個應用的項目。
與政府其它發展一樣,基本上當地村民並沒有參與規劃的機會。政府開展了18個月的可行性研究,但這個研究既沒有公開進度,也沒有讓當地居民有參與的機會。
政府也沒有考慮到進行獨立的社區影響評估,只提出冷冰冰的510方案處理村民的未來生活,更遑論讓村民參與規劃。
在這背景下,土盟進入了這三條村進行組織工作。

📍支援九龍三村的初心
這三條鄉村的地權問題不如外間所指複雜,反而居民組成十分多元,既有不被政府承認的原居民(九龍十三鄉並不是新界認可鄉村)、亦有戰後南來的難民(牛池灣與竹園本來就是木屋區)、更有近20年搬入的租客、頂手戶等,滿是寮屋及寮屋劏房。後兩者的居民,都是香港社會的低下層,因為政府無力處理房屋問題才棲身於木屋區。
土盟在過往並不如一般政治人物,以政治魅力拉實街坊。新一代土地運動參與者傾向以組織工作令到村民聚集及團結,並以集體力量介入政治。這與傳統的社工介入危機社區有相似之處,但土盟更傾向直接的表態,由穩健的村民組織策劃行動。
傳統社福界有聲音批判社運團體介入社區做組織工作,覺得社運人只求聲浪而不理會村民「真正」的需要。而政界尤其近年出現的素人與其支持者,也不習慣有這種民間團體出現,視做組織工作的團體為假想敵。
在這一年與牛池灣與茶果嶺村民的相處、洗村工作中,很多村民都表達出「不想離開」的訴求,只是有感自己無力與政府對抗,才被迫退一步爭取安置補償。條件較好的居民固然更想留下,居住環境較差的一群,亦無力在市區覓得更便宜的居所——即使衛生環境情況不理想。

當村民認識到自身權益問題,很多時都會希望有一條藥方、或者將希望投射在政治人物上去處理問題。但現實就是,政治人物有其編制角色往往只能「實事求是」。無法處理最強硬的訴求,即使村民聚合,都只是會將訴求轉化為個案,政治力量與成果累積在自己身上,他們的插手才在選舉政治中彰顯意義。
所以,我們的組織工作並非要凌駕街坊訴求,而是希望村民可以意會到自己才是最有力去為自己捍衛一切的人。
村民不能將希望押注在一個或一群人身上,因為對方也沒有責任去承擔村民的希望——尤其是,村民要捍衛的,是自己未來數十年安身立命的權利、居住的尊嚴。
📍組織者是誰
組織者的角色也不是要成為村民的「風頭躉」,而是要支援願意走在一起的街坊,既是資訊上、也是傳播、實務的洗村工作上。
作為抱持土地正義、民主規劃、捍衛居住人權的信念的人,參與做組織工作,也是爭取實現自己理想的一種方式。

九龍三村的組織工作歷時已超過一年,土盟的資源和人手有限,近月得到公民社會的支援,工作壓力減輕,可以落村的時間也增加。而且這一群朋友更是公民社會上社區組織經驗豐富、非常優秀的一班義務組織者。
外間組織者起初都是「少爺兵」,對木屋區的情況只有一知半解,偶然也會以俯視角度理解民間疾苦。在幾年的組織工作裡,大家都意會到抱著單純「幫人」的心態做不到組織者,危機社區不是將自己才華發揮的平台。
我們真正的信念是「充權」和「維權」,並不只是希望「幫」到街坊,支援這些村落的動力,源於看見社會基層生活困苦仍願意連結在一起,守望相助、掙扎求存。
抗爭不是為了塑造自己完美的受害人形象,社會運動從來艱難,組織者也不是全無缺點,村民也有人性。做組織緩慢又過時,也不是展現才能的舞台。不求救世主打救,人人都要站出來為自己發聲。即使是基層和危機社區的組織工作,也呼應時代「自救」的氛圍。
土地運動參與者堅信人與土地的連結、公平公義的土地分配,是民主社會重要元素,這種價值超越國界。而實現理想需要勇氣去迎戰打壓,需要耐性去深耕細作,需要強大的心靈和同伴互相支持。大家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