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要抗議藝術家，這種尖銳聲音的存在，難聽極也只不過是一種提醒；提出質疑的人都不過是普通人，沒有公權力去禁制你做任何事。咩「係咪咁樣就唔可以搞藝術」？Facebook鬧你兩句，然後香港藝術家就唔可以再做本地創作？
重建、收地、士紳化、迫遷，在這幾十年、幾多條活生生的生命因而消逝？好地地的人，被市建局、地政處、各種負責洗太平地的公權部門折磨了大半生人，中風的中風、鬱鬱而終的不計其數。
通州街周圍的樓都重建了，地產仔在展覽場地周圍拉客睇樓，士紳化在市區重建局的主導下正在發生。設計中心所倡導的時裝基地，被邱騰華擺上枱成為市建局搞地產的一部分，大南街的文青店舖也可能捱不起之後的貴租了。搞死社區文化的兇手就是政府和市建局，拎少少Funding出來，你聽佢支笛，就成為了搞死文化的幫兇了。
已一段時間沒有參與露宿者這議題，但感受仍然很深。2016年油麻地橋底街友被掃場後去示威爭取友善政策，在梁顯利同附近的豪宅居民和商販衝突、被辱罵「影響市容」；2017年的通州街大火，街友拿出唯一的恤衫到區議會請願。
維修香港－關懷社區服務隊 剛剛Post出一張相，六格階磚的劏房索租$1700/月，就算租得起都唔會想入去過夜。早年參與土地議題也較少接觸劏房戶，但近幾年卻愈來愈經常出入寮屋劏房，一間比一間差。想起以前做街友專題時，有很多街友都不是因為沒有租屋而訓街，而是街頭比起自己租得起/租得到的劏房/板房或床位還好，至少訓教都可以轉個身，至少可以去附近公園沖個涼，比起屈膝在那些空間還來得有尊嚴。
這個社會有些人每日過著被踐踏生活，政府當然要負上90%的責任，剩下的就是社會每個人都需要面對、正視。我們所做的也不過是一萬樣需要抗爭的事情，其中一部分而已，也沒有改變到咩。
回想當日為何要上街？為何要爭取民主？因為要為所有人建立一個公義的社會，捍衛每一個人的生活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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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批評聲音幾刺耳，公民社會的迴響實際上都沒有公權力去阻止任何人做任何事。愈難聽的批評，是希望介入事件的單位日後都要更上心，尤其見到與公民社會相熟、經常合作單位參與。
會做一件事是一種表態，不做/用另一種方式做都是一種表態。過往不同在社區工作或文創者早已各自修行，沒有集中一齊大搞，當然是因為立場不同、動機不同。所以不是「百花齊放」，而是兩者之間必然引起衝突和爭議——其實這種價值對決是好事，以前大家都收收埋埋尷尷尬尬，今日終於可以攤出來拗餐飽。
反對「小店正在『士紳化』大南街」的論述，因為他們所造成的影與公權（市建局）介入的影響落差太巨大。
大南街的店不太需要處理外間的目光。既然覺得自己選擇了這個地方是最適合自己，那不必太多顧慮。這條街道成為一些真誠希望實現心中所想的經營者，能安身立命的地方。撇開那些單純為經濟利益而開店的商戶（但也是正常的，開店想賺錢是天經地義）。所以反而不需要過度強迫他們介入社區，經營者專注做自己的專業就好。
這一段大南街本身頹左好多年，不會因為開左幾間店就「士紳化」，一定是有公權力和財團介入才會出現有感的轉變。如何是「有感的轉變」？Cyberpunk事件就是有公權介入。
成為眾矢之的共不是artist，臨時街市一早就不是街市，基層團體也有用過空地做熟食墟。這幾年民團學者做好多suggestion和計劃書，最近的是民團建議用街市做無家者之家，但沒有批，繼而就批了這個展覽。
主辦單位設計中心會在市建局項目營運「時裝基地」，這並沒有得到紮根在社區文創單位的支持。事實上時裝基地最早期的倡議是由棚仔關注組和文創單位2016年提出，希望保育棚仔特色。
與此同時，2017年區議會亦已通過落實對露宿者友善及支援措施，中大社工系教授黃洪亦在2018年發表全面的支援措施和政策。「包括把部份通州街臨時街市改成社區服務設施、設置貨櫃屋作臨時夜間宿舍和於欽州街圓型天橋底設置儲物空間。」
棚仔支援團體認為市建局與設計中心的方案，沒有考慮棚仔實際的需要，不打算遷入；更指方案「更會進一步加劇區內士紳化情況，變相推高區內租金，握殺現存文創及基層小店的生存空間。事實上，區內租金近年已開始不斷上升。」
使用公帑營運社福項目是理所當然，因為這本來就是政府責任；不計隨街出現本身、挑戰法律的創作，在缺乏空間的香港，善用公共資源和空間做文創也是正途。但政府提出的空間方案，經常挪用民間語言並抽空論述，再灌注地產思維。
社福團體、區議會提倡多年的露宿者友善方案，連民政署都認為可行的貯物空間（最基本），政府都沒有動手做過。設計中心進入社區，卻因為種種原因得到便利，即使初心猶在，也無法逃避被政府利用的現實。
幾篇以前跟進過的事件：
2016年油麻地露宿者被清場，果欄商販豪宅居民指摘「影響市容」，更與街友在梁顯利衝突
2017年通州街橋底大火
2018年民政迫遷油麻地露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