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鄉村或市區寮屋區的拆遷，較容易引起矚目的討論，往往與社區的存在、情感與回憶相關。這些人地情故事固然吸引，然而在長年接觸拆遷戶工作之下，社會也確實要認清，當改劃發展與重建被包裝為改善生活環境的行為，現時居住於「被規劃」土地上相對弱勢的村民、農戶及寮屋戶，不但未能參與在規劃的過程之中，更無法決定自己日後生活的自主，只能在一套「統一安排」的方案中游走。
被排拒於規劃與諮詢過程外
這年的鄉村或市區寮屋拆遷，拆遷戶往往並沒有被告知全部資訊，更沒有參與在規劃過程的機會，彷彿只剩下在方案裡討價還價的權利。繼而政權就會抹黑這些被國家機器迫遷的居民，以過時的政策否定其居住合法性，再以「特惠津貼」、「特設特惠」等詞彙，將本應支付予受拆遷影響的居民、農戶的補償，視為政府給予人民的一種「恩恤」。
蕉徑農業園工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先不說未做農業園就先要迫遷農戶這種荒謬現象，政府為了配合工程，大興土木要興建一條完全不合符地區需要的道路，村民波記以牌照方式居住四十多年的家園，就這樣消失於地圖之中。村民不是沒有嘗試反抗，政府無視大多數回應，堅持不改道、不修改圖則，犧牲最無議價能力的村民。最終勢孤力弱的村民，只能接受「510方案」無奈離開。然而政府也不放過每一個機會，在青苗補償中多番刁難。
另一個事件是位於屯門的井頭上村，現時大部分居民，都是完整一個個大家庭安居於此，有不少是幾代同堂，過著安穩生活。面臨迫遷的理由是政府打算興建公營房屋與商場。雖然村民很早已經介入不同層級的「諮詢」過程，包括鄉事會、區議會，亦把握在城規會發言的機會。然而政府並沒有因應地區不論鄉事、非建制兩派都反對的訴求，城規會作為橡皮圖章通過政府方案，地政則繼續打算在幾個月內進行人口凍結，可謂橫洲事件翻版。
即使這幾個月渠務署、食環署分別委託了形象與手法比較前衛的機構，開展社區參與的項目，換來了民間少許的掌聲。然而在這些家園與生命攸關的拆遷計劃中，繼續一貫由上而下的手段。無論在城規會、工程刊憲時收集到幾多反對聲音，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必定對項目予以通過，村民農戶實際上完全沒有抗議的權利。那些在辦公室冷氣房裡的人，並沒有了解到自己畫出來以為很完美的規劃方案和工程地圖，足以毀滅數以百計的家庭和生計，將幾代人心血連根拔起。
被抹黑為不合法的「佔用人」
而在更多時，政府更會針對村民居住於官地或寮屋，向外攻擊村民「已多年享受土地資源」，抹黑村民或農戶非法居住和阻礙發展。
事實上，新界很多農村所出現的牌照屋（S&L structures），並非非法搭建。50-60年代政府鼓勵非原居民開墾政府土地自給自足，經理民府獲發「租用官地牌照」而合法存在。根據審計報告的文件，直至2017年全港至少仍有約15,000個有效牌照。市區牌照費象徵式最低為 10 元，新界則為5元。而私人農地上興建的寮屋，亦有依時向政府繳交地租及差餉。
政府在1976、1982年的構築物登記行動中，無差別地將這類牌照屋單位同樣歸類為寮屋，政府視當時大多數寮屋都是「非法構築物」，只是「暫准存在」，在政府清拆行動、斜坡管制或居住者死亡下自然流失。不過實際上地政總署的寮屋管制政策，亦承認「部分已登記寮屋亦可能經政府發出牌照或其他形式的批准書而獲認可(持牌構築物)」。
由此可見，政府無差別地指控村民是「佔用人」是一項不實的描述。
安置補償制度的倒退
而即使是所謂的「非法」寮屋，政府早於1980年代已制訂安置補償制度，直到90年代仍然可以直接安置於房署的公共屋邨而不需要進行資產入息審查。此舉是因應1984-1985年寮屋人口登記時，曾承諾牌主只要沒有擁有物業，即可以直接安置。然而1998年7月，政府以「確保公共資源公平分配」為由，要求寮屋居民安置時必須通過資產入息審查。
市區寮屋牛池灣鄉最近的抗爭，逼使政府放寬非人住屋身份，不少村民反映，政府無力解決房屋問題，村民只能委身木屋區。沒有人想居住在居住條件不理想的房屋，但對一眾基層居民而言，這已是他們在市區最後可以生存的空間。
現時的510方案只賦予正在輪候公屋的人住屋居民，將於12個月內到達編配階段，才可根據「提前配屋計劃」提前處理有關個案；以及所有寮屋（人住屋及非人住屋）居民的免資產入息審查，只限於房協乙類單位租金水平。這兩個措施比照過往的寮屋安置，實際上是一項倒退。
2018年通過的「510方案」劃一未來所有寮屋清拆的安置補償措施，也變相令到2018年後才通過或規劃的拆遷戶，沒有機會就措施提出修訂建議。在橫洲、東北、牛池灣村民的壓力下，現時政府一再延長「非住用構築物自願登記」，以及放風指正在考慮在房協方案加一重資產審產，通過者可以得到以甲類租金水平的安置，然而始終未回復到1998年前的水平。
公民社會支援村民抗爭
市區寮屋與新界鄉村的處境並不一樣，然而共同之處是，政府都沒有尊重他們的實際居住經歷，以人為本是廢話，缺乏社區參與的規劃過程，操作程序製造村民必須搬遷的現實，並以一套大多數寮屋居民都沒有參與討論的方案，作為未來生活的依據。
過往的土地運動，村民與支援者共同在艱難的爭取路上同行，雖然未有達成最理想的民主規劃，但捍衛權益的意識也在很多鄉村植根下來。只是火頭處處，彼此的支援變得更重要，這場運動需要社會更多目光、村民及早注意自身權益、更多組織者投身其中，才有機會有扭轉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