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儕、室友飯聚及討論筆記，超mean之餘，圖文不符）
這幾年有些新認識的人，交談幾句、Google之後，就會擺出一些好敬重的句子，繼而人生教練上身，指點如何找人投資做媒體、搞農業土地嘢寫funding都會有人撐。政府或私人基金，你不申請對家都做，何不自己寫？
早在寫funding成為一個牟利機會之時，同一屋簷下早已有幾位「寫工同工」，合共寫下數以百計proposal ，由社福環保到藝術媒體，面試寫紙經驗老到，當然成功的仍是少數。
提出這種意見的人，大多數都是「見好多人申請到」，而見不到背後所作出的付出、也看不見失敗，以為簡單寫兩句就可以游說到有舊大錢。而即使寫到，要令這件事持續下去，似乎仍是只能靠第三方資金去運作，而沒有自我生存的能力。
首先是A君寫到，不代表B君寫都批。政權早已明顯劃分勢力範圍，明顯地有一種政治立場的人，無論你想法幾好，入紙難度系數都會高很多，甚至連開間88牌都無可能。這些差異很需要被閱讀。
第二是低估了寫計劃書後的營運難度。例如社區報，固然是有資源可寫，似乎也不難，但運作一隊編採團隊很難。寫得十萬八萬，最後仍是要靠義工力量運作，社區報自己本身也沒有搵錢能力，連《蘋果》都無乜廣告，社區報何談生存？這些未完全能自我生存的單位，為了營運下去，又要再寫新計劃書。其實這個世界沒有免費午餐，你要寫錢，就一定要有妥協，而且不是讓一兩步，現實是要「退淨一兩步」。
當然你可以講，這些「理想」是具有賺錢以外的價值。但當你的理想是需要「營運」一個平台去承載，那資源就是必須要坐低討論的問題。而如果這個平台無法得到資源，某程度上也反映社會/社區似乎不太支持你得理想；而政府財團不肯支持，因為你的理想跟他們想像的價值觀有所違背，這種違背是必須的。而如果你的理想需要被投資，而投資者又予以自由，其實只是代表有人剛好想實現理想，但自己又無能力而找你代勞而已。
有些朋友也提到，這幾年很多包裝成社會企業的單位，設計到一條絕世好橋就去申請資源，支援農夫也好、婦女基層也好，總之找到對象就寫錢。
這些計劃還是有人得益，但更多時得益者、被曝光最多的成功例子，來來去去都只是這個領域中最標誌性的幾個人，模式也無法轉移過去其他人身上。這些不斷的反覆曝光有一個不誠實的反效果，就是會令公眾或同工誤以為這些實踐很成功，但當相似計劃想在另一些社區實踐時，往往亦因「橋太舊」或「有人做緊」被拒。另外，至少在香港，大多數的計劃都是實驗式和限期性，本身模式沒有自行營運的能力，亦沒有極大筆新資金擴大規模；即使有幸擴大，又會面對一般企業的生存問題。很多社企最後都只求回本難以獲利，倒轉頭想，如果社企提出的想法本身足以牟利，一早有企業投資去做啦。
當然，可能有些團體本身「理想不會太極端」，寫錢對他們來講易如反掌。曾在民團工作的朋友提出另一個情況，某團體收政府錢做公共服務創新，連結民間與部門，其中一壇大製作是搞街市。朋友事後到訪隨意問幾位檔主，都不能覆述合作理念，少數會講「啊，個招牌靚咗」之類的回饋。
打開報告，當然寫得好正面了。但當見到「團隊與居民到街市購物，了解用家日常經驗和習慣」一句，不禁會想：這隊打著要做街市政策實驗的團隊成員，自己「日常」買餸購物的經驗又是怎樣？這些公營服務創新，其實是在滿足哪些人、是否只為團隊自我感覺良好？說實在，就當你收政府錢搞好了一間街市，甚至取得有限度公權力，但這些政策能/有推展到其它街市嗎？還是只能不斷去不同部門「永續實驗」，最後成為幫政權塗脂抹粉的工具？
寫錢不是原罪，錯在心態、錯在對自己的想法與自我、合作者不夠認識、不夠了解。又或者對「自己想服務的對象」或「自己想做的（以為是）好事」，是由上而下的俯瞰、自視過高而衍生不符現實的期望。靠幾次訪問、體驗，就以為透徹了解他者，以為可以為他者帶來改變。
這百幾張計劃書相信有很一部分帶著上述的過失，更重要的啟示是「寫Funding做自己嘢」是一句不成立的句子；而做自己嘢就是自己嘢，也不是利用「人哋啲嘢」寫funding。自己沒擁有、不認知的專長，不要輕易幻想自己有能力可以將之發揚光大。
是如果「自己嘢」是自己或團隊已擁有實在的技藝、網絡與知識，要回答的問題是：
- 這些技藝、網絡與知識，在這領域裡，我們去到怎樣的水平？我們是否已經對此融匯貫通？
- 如果這些技藝、網絡與知識沒有在原有經營方式得到可以營運下去的資源，是經營方式出問題，還是這些技藝、網絡與知識已經被時代淘汰？
- 你是因為自己的志向而投身於此，還是因為想「被人認為懂得此技能」才想經營下去？如是者，你是為了理念而經營、還是為了單位與團隊經營而經營下去？
- 你有哪些價值是無可退讓？有哪些想法可以放低？
- 別人的投資是否有助於令這些技藝、網絡與知識，轉化為可以令自己維生的職業？而這些投資有幾多行政成本值得付出？
麵包和理想的抉擇其實不太困難，關鍵是你對自己、對自己想做的事有幾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