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有日以倡議者身分落村接受某實習媒體訪問，同樣受訪的同伴事後提起，屢次被問同樣的奇怪問題：
「被迫遷你覺得點？」
「下一步有咩行動？」
「如果行動之後政府仍然唔讓步，你仲打算怎樣？」
同伴納悶，被迫遷一定是皇恩浩蕩感謝政府啦，下一步難道組織了支軍隊都要話你知？然而無論資深或新手，這些奇怪問題還是會問得出口。
想起以前做失薪追討故事，也聽到這些提問：
「判頭拖糧你覺得點？」（除左老闆正仆街仲有咩點？）
「下一步有咩行動？」（要話你知？）
「如果繼續追唔到你又會點？」（點知呢？）
可能自己也問過這些蠢問題，但當身位置換後再細想，這些問題不僅尷尬，而且也似乎帶著一種「套用答案」的味道。
受訪者在一篇文章或片段的角色往往不是被動，回答了的說法，會被書寫的人左擺右擺，同樣句子上文下理擺位有異，意思可以大不同，這固然容易理解。
上述幾個尷尬問題的背後，更是一種將公共事務「公式化」處理的態度。
這並非指控提問者意圖將標準答案放入文章中，但現時主流傳播事件的報導/文章，彷彿都一條標準的表述結構：重點放在「苦主」身上，以「苦況」帶出公權力的失誤與不義，再以苦主的回應行動作結尾——明知反對無力，以無力感牽動讀者情感。
這種公式散見於各種形式的媒體，帶來點擊，也帶來短暫注目。這公式是最入屋、最容易寫出挑動情緒的方式，而為滿足這些條公式，最快就是用這種提問獲取答案。
再客觀的人去做事件記錄，寫出來的文字，都不過是這個人在事件中出現的幾個鐘所見聞、頂多再加些資料搜集。所以一篇文章視角，就是撰稿者的視角，甚至不需要辯論有幾代表到真實。
除了事故，香港的傳播者很少在文章描述自己對事件現場的觀察，很多時都依賴被訪者的節錄，再將之放置在已設計好的框架之中。這種框架裡，每一個被記錄的人，會被書寫、呈現成暴政下的反抗者、努力求生存的人。
在叛逆、情感豐富的時代裡，單純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遭受打壓，走上對抗之路，成為逆權的象徵。然而在我來講，所謂對抗、所謂反對，不過是這些人比較了解自己想追求的目標，想實現這目標就有這些行動，而我們就是在做自己、做喜歡做的事，而不是在抗爭。
所謂「苦主」的身份是被他人所標籤、「抗爭」也只是別人對我們所做的行為的形容詞。令到這些「苦主」被視為弱者、塑造成必須被地政、社工「幫手」的對象——即使我們強調，村民是自救而非待救，但這些標籤一貼上身，就很難擺脫。
我們無法接受美麗事物過於簡單，也不相信實現自我沒有對抗意味。行事作風的本質，被各種象徵與形容塑造所遮蓋遺忘，任何稍稍脫軌的人，都被要被投射目光，賦予上各種意義。
當然，這種標籤非全因媒體傳播而出現，但傳播人將之深化為刻板印象，這對運動、對被標籤的人的影響，即使篇文鬧政府幾勁都無法抵消——苦主在文章中，只成為了書寫人批判社會或政權工具。
在實際的媒體操作裡，這種強加的意義似乎成為行業所有人必然的寫作方式，也沒有人會否定自己的書寫在事件中的價值。即使如此，作為一些逆耳之言放在心中，還是想寫出來，非為抗衡世界，僅為表明心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