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於簡單的美麗事物

話說有日以倡議者身分落村接受某實習媒體訪問,同樣受訪的同伴事後提起,屢次被問同樣的奇怪問題:

「被迫遷你覺得點?」

「下一步有咩行動?」

「如果行動之後政府仍然唔讓步,你仲打算怎樣?」

同伴納悶,被迫遷一定是皇恩浩蕩感謝政府啦,下一步難道組織了支軍隊都要話你知?然而無論資深或新手,這些奇怪問題還是會問得出口。

想起以前做失薪追討故事,也聽到這些提問:

「判頭拖糧你覺得點?」(除左老闆正仆街仲有咩點?)

「下一步有咩行動?」(要話你知?)

「如果繼續追唔到你又會點?」(點知呢?)

可能自己也問過這些蠢問題,但當身位置換後再細想,這些問題不僅尷尬,而且也似乎帶著一種「套用答案」的味道。

受訪者在一篇文章或片段的角色往往不是被動,回答了的說法,會被書寫的人左擺右擺,同樣句子上文下理擺位有異,意思可以大不同,這固然容易理解。

上述幾個尷尬問題的背後,更是一種將公共事務「公式化」處理的態度。

這並非指控提問者意圖將標準答案放入文章中,但現時主流傳播事件的報導/文章,彷彿都一條標準的表述結構:重點放在「苦主」身上,以「苦況」帶出公權力的失誤與不義,再以苦主的回應行動作結尾——明知反對無力,以無力感牽動讀者情感。

這種公式散見於各種形式的媒體,帶來點擊,也帶來短暫注目。這公式是最入屋、最容易寫出挑動情緒的方式,而為滿足這些條公式,最快就是用這種提問獲取答案。

再客觀的人去做事件記錄,寫出來的文字,都不過是這個人在事件中出現的幾個鐘所見聞、頂多再加些資料搜集。所以一篇文章視角,就是撰稿者的視角,甚至不需要辯論有幾代表到真實。

除了事故,香港的傳播者很少在文章描述自己對事件現場的觀察,很多時都依賴被訪者的節錄,再將之放置在已設計好的框架之中。這種框架裡,每一個被記錄的人,會被書寫、呈現成暴政下的反抗者、努力求生存的人。

在叛逆、情感豐富的時代裡,單純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遭受打壓,走上對抗之路,成為逆權的象徵。然而在我來講,所謂對抗、所謂反對,不過是這些人比較了解自己想追求的目標,想實現這目標就有這些行動,而我們就是在做自己、做喜歡做的事,而不是在抗爭。

所謂「苦主」的身份是被他人所標籤、「抗爭」也只是別人對我們所做的行為的形容詞。令到這些「苦主」被視為弱者、塑造成必須被地政、社工「幫手」的對象——即使我們強調,村民是自救而非待救,但這些標籤一貼上身,就很難擺脫。

我們無法接受美麗事物過於簡單,也不相信實現自我沒有對抗意味。行事作風的本質,被各種象徵與形容塑造所遮蓋遺忘,任何稍稍脫軌的人,都被要被投射目光,賦予上各種意義。

當然,這種標籤非全因媒體傳播而出現,但傳播人將之深化為刻板印象,這對運動、對被標籤的人的影響,即使篇文鬧政府幾勁都無法抵消——苦主在文章中,只成為了書寫人批判社會或政權工具。

在實際的媒體操作裡,這種強加的意義似乎成為行業所有人必然的寫作方式,也沒有人會否定自己的書寫在事件中的價值。即使如此,作為一些逆耳之言放在心中,還是想寫出來,非為抗衡世界,僅為表明心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