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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現實只能負隅頑抗,介入社區做還可以實現到「自己」的部分嗎?

地政漁護土木突襲蕉徑彭屋,為2021年的粗暴收地潮打開缺口。市建局於裕民坊收地同樣以陰招清場。而橫洲最後幾戶居民、緊屎埔、古洞等村,預計政府也會以更強硬手段收地。

在過去十至十五年間,各個重建區、發展區街坊,為對抗不公義收地、捍衛居住正義的抗爭行動,在社會引起不少迴響。利東街、菜園村、東北等地街坊,雖然最終仍保不住原有社區,但每一場運動也累積了更多政治能量,至少令到政府需要更新相關安置補償政策——當然這仍無法彰顯真實的價值。

奈何在高壓政治下,加上安置補償方案稍為推進、社工隊的分化與介入。最近落去幾條村,沒有太多村民會認為「不遷不拆」是可以實現的目標;亦同時,對於以「走在一起」或團結抗爭充滿保留,這種保留甚至不一定基於政治因素,更多時是質疑成效。

而在外間參與者而言,即使議題有其公共性,如果村民本身的訴求和決心並不強烈,只期待外間支援者作為代表為自己爭取權益,支援者其實也要反思自己的架在意義。

現時的社區工作確實比三兩年前保守,主要只剩下兩條看似分工和共存、實際上截然不同的路線:一種經常強調社區情懷與歷史,又或生態環境的關注,但往往很容易忽視了現在此刻居民的訴求及生活。另一種路線則是以「湊街坊」為主,以福利拉近距離,尤其常見於社工隊。

有運動面向的社區組織,組織者拒絕成為政治代表,以促進村民的自助、自我組織為核心,從而推動街坊從「苦主」標籤解放出來。雖然(我認為)這比較進步,但在今日的政治現實中,當村民甚至支援者都怯於行動、亦(無奈)接受由政府提出不對等的安置補償,那些組織工作便陷入極度艱辛的困境,亦無法建立清晰的目標。

社會上有人抱打不平同情被壓迫者、或願意與之同行;亦會有人受誤導而認為受壓迫者貪得無厭。而前者在過去40-50年間,通過媒體製造輿論施壓政府的手法,已無可能在今時今日重覆發生。後者卻因當局打手、發展主義支持者的抹黑手段愈來愈強大,受壓迫者的正當性被discredited 、也造成二三次傷害。

前人無力再戰的同時,新世代組織者也想回答自己繼續做組織的意義,但至少在「反迫遷」的領域中,作為長期投身的支援者,必須承認我們今日或往後的介入,未必能在政治議程中產生作用、亦難以在陪伴的過程中做到理想中的「充權」與「還原」。

這種承認不是指上述的運動全面挫敗,但也時必須在此刻停低細想,「支援」還有甚麼可以做?同時間,我們投放情感與時間,但在運動裡能實現「自己」的部分又有多少?除了運動,我們還有方法實現「自己」、面對「自己」嗎?

思前想後,自然就會慢慢做出抉擇,至少了解自己更多。支援以外,要想自己有何技能、有何資本,可以令自己在社會自處自立,以至實現自我,自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