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政漁護土木突襲蕉徑彭屋，為2021年的粗暴收地潮打開缺口。市建局於裕民坊收地同樣以陰招清場。而橫洲最後幾戶居民、緊屎埔、古洞等村，預計政府也會以更強硬手段收地。
在過去十至十五年間，各個重建區、發展區街坊，為對抗不公義收地、捍衛居住正義的抗爭行動，在社會引起不少迴響。利東街、菜園村、東北等地街坊，雖然最終仍保不住原有社區，但每一場運動也累積了更多政治能量，至少令到政府需要更新相關安置補償政策——當然這仍無法彰顯真實的價值。
奈何在高壓政治下，加上安置補償方案稍為推進、社工隊的分化與介入。最近落去幾條村，沒有太多村民會認為「不遷不拆」是可以實現的目標；亦同時，對於以「走在一起」或團結抗爭充滿保留，這種保留甚至不一定基於政治因素，更多時是質疑成效。
而在外間參與者而言，即使議題有其公共性，如果村民本身的訴求和決心並不強烈，只期待外間支援者作為代表為自己爭取權益，支援者其實也要反思自己的架在意義。
現時的社區工作確實比三兩年前保守，主要只剩下兩條看似分工和共存、實際上截然不同的路線：一種經常強調社區情懷與歷史，又或生態環境的關注，但往往很容易忽視了現在此刻居民的訴求及生活。另一種路線則是以「湊街坊」為主，以福利拉近距離，尤其常見於社工隊。
有運動面向的社區組織，組織者拒絕成為政治代表，以促進村民的自助、自我組織為核心，從而推動街坊從「苦主」標籤解放出來。雖然（我認為）這比較進步，但在今日的政治現實中，當村民甚至支援者都怯於行動、亦（無奈）接受由政府提出不對等的安置補償，那些組織工作便陷入極度艱辛的困境，亦無法建立清晰的目標。
社會上有人抱打不平同情被壓迫者、或願意與之同行；亦會有人受誤導而認為受壓迫者貪得無厭。而前者在過去40-50年間，通過媒體製造輿論施壓政府的手法，已無可能在今時今日重覆發生。後者卻因當局打手、發展主義支持者的抹黑手段愈來愈強大，受壓迫者的正當性被discredited 、也造成二三次傷害。
前人無力再戰的同時，新世代組織者也想回答自己繼續做組織的意義，但至少在「反迫遷」的領域中，作為長期投身的支援者，必須承認我們今日或往後的介入，未必能在政治議程中產生作用、亦難以在陪伴的過程中做到理想中的「充權」與「還原」。
這種承認不是指上述的運動全面挫敗，但也時必須在此刻停低細想，「支援」還有甚麼可以做？同時間，我們投放情感與時間，但在運動裡能實現「自己」的部分又有多少？除了運動，我們還有方法實現「自己」、面對「自己」嗎？
思前想後，自然就會慢慢做出抉擇，至少了解自己更多。支援以外，要想自己有何技能、有何資本，可以令自己在社會自處自立，以至實現自我，自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