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蘇哲安以《香港反送中左翼敗北的系譜：翻譯、轉型與邊界》為題的出版引起了一部分人的熱議，「左翼」在社會運動的「敗北」或「失語」經常被個別論者掛在咀邊。
在傳統與歷史上，在六七暴動後「左派」在香港被粗暴定義為與中共政權相關的意識型態，加上在殖民體制及受到英國影響下下，香港長期以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為社會所信奉政治意識，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中國政府及後繼的特區政府利用殖民地遺留體制，延伸了財團對本地社會的影響，這種形態在最近受到一些衝擊。
但這並非想討論的話題。香港社會長期對「左右翼」的定義、使用這些語言的方式，與「一般定義」的左右翼有所不同，即使用一個詞彙在香港都有截然不同的背景。到底在部分論者中「失敗」或「失語」的左翼，實際上是哪一些群體？「香港左翼」由誰定義？如何定義？
如果將香港左翼狹窄地定義為革馬盟、先驅社、左翼21、社民連等群體，那長期於這些群體，或者非建制體系的工會、勞工團體以外，參與各種實踐的社區組織、反迫遷組織、性小眾組織又是否「香港左翼」的一員？這些人又是否在社會運動中「敗北」？
用農業視野，粗暴地梳理一下：過往一般人會將農業生產隊體制化或組織化，例如蘇聯集體農場或中國人民公社，視為左翼在農業體制上實踐。可是無論是前者政策失當引發30年代大飢挨荒，抑或人民公社所造成生產效率的低下——即使中共自己也在80年代改革公社生產制。現時在本地農村耕種的年青從農者，幾乎都不會（或無力）再建立合作社等體制，推行合作事業經營；那這些只在田地上種田、沒有組織合作社、自種自銷的青農，又是否「背離左翼」？
在香港耕田的青農，也不完全一定是「左傾」，但由於農業作為式微中的行業，在香港社會運動裡無可避免地被視為（某種意義下）的弱勢，而通過運動進入農業的人，也會被運動（參與者）投射將某些理想，或者簡單認為「耕田就是抗爭」、是運動紮根在土地的實踐。
青農本身自己也有主體性，不一定是擁抱對社會主義、進步主義的想像而入行，這樣的情感投射也造成兩者之間的張力。最近就有農場因為以父權語言推銷農產品，令運動參與者的投射幻滅而反彈。走入農業的那些青農，是帶著對理想主義的憧憬、對農業復興的期盼，還是單純自己想以之作為職業，也沒有意會到要實踐甚麼農耕以外的想像？
有幾多實踐被這些論者看見？幾多被他們視為「左翼」的一部分？
這一連串的問題想帶出：其實對於某種政治光譜的演繹，本來就很難用一個詞彙粗暴地概括；然而在公民社會中，一眾組織者或實踐者，或多或少都對共體集體有不同的憧憬，無論是個人生活上的集結，抑或在維權行動中的力量集結。
如果粗野地定義左翼是「將生活所有事物視為社會現象的總和，所以也強調集體；在保持開放的共同體裡，同時也重視個人。」那上述的集結也明顯是左翼的一種實踐，而這些左翼又沒有完全潰散，也在公民社會中發揮著影響力。到底是「左翼」失語，還是某些人將自己的失語放大做整個左翼的失語？
本來一個學人書寫「香港左翼」，無論他如何定義，未必有太多意義；只是當這類學人困自己在象牙塔裡，然後似乎也沒有看見那些在社區、基層組織裡仍然努力經營中（同時至少沒有覺得被打敗）的左翼，繼而再利用自己的學術資本，強行將整個左翼陣營，用出版、反覆地生產文字將整個陣營定義為失敗者。無論翻開書本見到甚麼內容，實在令人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