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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又)(被)失語?

最近蘇哲安以《香港反送中左翼敗北的系譜:翻譯、轉型與邊界》為題的出版引起了一部分人的熱議,「左翼」在社會運動的「敗北」或「失語」經常被個別論者掛在咀邊。

在傳統與歷史上,在六七暴動後「左派」在香港被粗暴定義為與中共政權相關的意識型態,加上在殖民體制及受到英國影響下下,香港長期以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為社會所信奉政治意識,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中國政府及後繼的特區政府利用殖民地遺留體制,延伸了財團對本地社會的影響,這種形態在最近受到一些衝擊。

但這並非想討論的話題。香港社會長期對「左右翼」的定義、使用這些語言的方式,與「一般定義」的左右翼有所不同,即使用一個詞彙在香港都有截然不同的背景。到底在部分論者中「失敗」或「失語」的左翼,實際上是哪一些群體?「香港左翼」由誰定義?如何定義?

如果將香港左翼狹窄地定義為革馬盟、先驅社、左翼21、社民連等群體,那長期於這些群體,或者非建制體系的工會、勞工團體以外,參與各種實踐的社區組織、反迫遷組織、性小眾組織又是否「香港左翼」的一員?這些人又是否在社會運動中「敗北」?

用農業視野,粗暴地梳理一下:過往一般人會將農業生產隊體制化或組織化,例如蘇聯集體農場或中國人民公社,視為左翼在農業體制上實踐。可是無論是前者政策失當引發30年代大飢挨荒,抑或人民公社所造成生產效率的低下——即使中共自己也在80年代改革公社生產制。現時在本地農村耕種的年青從農者,幾乎都不會(或無力)再建立合作社等體制,推行合作事業經營;那這些只在田地上種田、沒有組織合作社、自種自銷的青農,又是否「背離左翼」?

在香港耕田的青農,也不完全一定是「左傾」,但由於農業作為式微中的行業,在香港社會運動裡無可避免地被視為(某種意義下)的弱勢,而通過運動進入農業的人,也會被運動(參與者)投射將某些理想,或者簡單認為「耕田就是抗爭」、是運動紮根在土地的實踐。

青農本身自己也有主體性,不一定是擁抱對社會主義、進步主義的想像而入行,這樣的情感投射也造成兩者之間的張力。最近就有農場因為以父權語言推銷農產品,令運動參與者的投射幻滅而反彈。走入農業的那些青農,是帶著對理想主義的憧憬、對農業復興的期盼,還是單純自己想以之作為職業,也沒有意會到要實踐甚麼農耕以外的想像?

有幾多實踐被這些論者看見?幾多被他們視為「左翼」的一部分?

這一連串的問題想帶出:其實對於某種政治光譜的演繹,本來就很難用一個詞彙粗暴地概括;然而在公民社會中,一眾組織者或實踐者,或多或少都對共體集體有不同的憧憬,無論是個人生活上的集結,抑或在維權行動中的力量集結。

如果粗野地定義左翼是「將生活所有事物視為社會現象的總和,所以也強調集體;在保持開放的共同體裡,同時也重視個人。」那上述的集結也明顯是左翼的一種實踐,而這些左翼又沒有完全潰散,也在公民社會中發揮著影響力。到底是「左翼」失語,還是某些人將自己的失語放大做整個左翼的失語?

本來一個學人書寫「香港左翼」,無論他如何定義,未必有太多意義;只是當這類學人困自己在象牙塔裡,然後似乎也沒有看見那些在社區、基層組織裡仍然努力經營中(同時至少沒有覺得被打敗)的左翼,繼而再利用自己的學術資本,強行將整個左翼陣營,用出版、反覆地生產文字將整個陣營定義為失敗者。無論翻開書本見到甚麼內容,實在令人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