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從農前到現在，當身邊朋友知道你耕田，在香港這個農業不發達的社會，總會引起好奇與疑惑，尤其是如果從農者「年青」，問號就更多。
亦有些人會對耕田的年青人抱著質疑，這些人以農業作為打卡的背景圖片、借助農業去介入社會運動、又或是靠著NGO養但事實上不事生產，都是常見的批評。
無論抱著正面或負面的視角，在香港的青農其實以各種不同形態出現，到底青農搵幾多錢？還是靠資助？根本沒有統一答案。不過作為廣義上「青農」一員，藉此分享下一些經驗，以及在從農間與農友的接觸與觀察。下文舉出的數字純粹假設及約數，並非運作真實數字。
上一篇文章提過，有前輩認為一個「單打」農夫最少要耕3斗常規或6斗有機，這個說法在廣義的討論上可以參考，但如果仔細去思考，你就會發現有個bug：1斗稻田、與1斗粟米田、1斗西瓜田、1斗格仔田有著根本性的差異。意思是說，除了耕種面積外，選擇的作物種類、出貨的行程規劃、對農田的想像，都會影響一幅田的實際產值。
舉個例說：假設1斗米田、用四個月種早造水稻、成功產出100公斤白米，以香港本地米$100/公斤計算，即是$10000。而1斗粟米田種3000支華珍粟米、時程3個月，假設品種上一條出三支、成功率50%，即將4500支。當你用平價批出、假定為約$8/支，總數就是$36000。用以上假設總結，稻米四個月的種植期平均每月每斗只有$2500產值，而粟米三個月平均每月每斗就有$12000。
但當如果稻米田可以舉辦活動，舉行各4次每次20人參與插秧及收割活動，每人每次$200，那這裡就有$32000的收入，每月就增加$8000收入，跟種粟米一樣了。而當粟米你抽起一部分做自摘活動，體驗價$20/支，粟米的收入又不同了。
所以，到底「3斗地養一個人」是否定律，其實完全取決農夫本身在農田的決策。
這裡似乎不適合援引他人例子，唯有擺自己上枱。當年重返農場後，頭一年主要是靠其他工作收入去維持，農務最主要是協助維持自己低度產出，然後主力靠接活動或自己舉辦活動，這是因為個人有一定的NGO網絡。所以當時自己負責的農地不多，產出亦少，卻因為活動令到農地仍有一定產值。
可是當政府收緊各個防疫措施，團體、學校活動取消，就即時出現問題。單單在第6波疫情下，至少取消了兩次大專院校的考察活動，這些情況也提醒自己：農業的本質還是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
過去一直以寫字和拍片作為副業，這些副業在整體經濟環境下幾乎停頓。作為非農家出身，應付農務體能、技巧、知識經驗比其他農友落後。這種情況下，我選擇了跟隨農場整體的種植規劃。
對比大多數有機農場，因為自己一個品牌出去賣菜需要行多樣化生產，我們採取專攻指定作物的路線，承辦一定產能。雖然種植品種不多，但不斷反覆種植、練習和應對各種情況後，開始漸漸能單獨地處理這一款作物的大部分種植過程。
而這個作物就是粟米，其特點是對土壤要求不高、種植過程基本上公式化、不需要每日打理（粟米100參與者每星期甚至兩星期才來農場一次），對新手來講易上手。但同時由於蟲害、獸害嚴重，基建上的功夫比較多，這反而是種粟米最大難度、也最花時間。在不斷練習後，種植成功率由第一次不足2成，到今造有信心保持6成以上。
農場以多人共用資源形式生產，所以也開始兼顧幫手賣菜、組織菜站、農墟的工作；這個工作能夠進行，很大程度是因為自己有車牌可以兼做輕量的運輸工作——解決很多青農都面對其中一個難題，兼任了運輸和零售，也減少了外判開支。而進行了固定的銷售時段、儲下一定消後，同時也令農友、自己更放膽去種菜，整體產能的也有一定提升。
當放疫措施放寬，會重辦活動嗎？在累積種植經驗、增加種植面積後，未必能再似過往頻繁地不斷搞。另一個問題是，近兩三年增加不少NGO或新農場，搞活動的競爭大，農場交通不便，加上活動收入的不確定性，漸漸走向生產方向，似乎也是自然結果。
所以青農能否維生，觀乎農地水土、天氣時令、作物選擇、種植產量、營運方針，而除了頭兩者，後三者既是策略，也是同農夫的性格、情緒、習慣相關，觀其田、知其人。
那上述的經歷、收入在青農來講典型和能夠嗎？不一定。畢竟無論是活動還是生產為本，風險仍然極高。例如如果明日突然打風水浸、那上面寫下的銀碼即時變0之餘，還要出錢做維修，7點鐘起身去漁護署排隊申請救濟金，幾千蚊補貼種子錢。
所以有一定人數的青農，無論是否試過做自耕戶、或者修畢農業課程後想耕田，大多數都是回到近年廣泛出現、各個NGO的農田或計劃門下。無論是否對NGO營運農業有保留，NGO的耕種崗位保存了很多有/無經驗青農的生產力/體力/熱情、令他們能在有基本收入下從事耕種工作，同時也分擔了很多對自耕戶來講是重擔的基建成本、失收風險，這些都是無容置疑。
而NGO田是否必定無產能？過往認識一位農友，曾在發展多年、新生精神復康會營運的新生農場工作，他們就是NGO田在服務社群的同時，也保持一定產能的好例子。
不過也有很多NGO田，基於資助模式，一定要推動協作、社區營造、藝術參與等，而分薄了對農業的投入，甚至農夫要兼顧與種植無關的行政工作。而更大問題是，機構受到資助限制令到計劃有完結一天，如果農場大比例地依靠Funding，農夫就被逼同社工一樣，要靠寫計劃書續Funding維生，一旦失敗就要離場。這也是在NGO田工作的農友們，經常苦惱的問題。
還有沒有第三種情況呢？近年來有些耕種組合，嘗試自租或找現成農場進行協作。目的往往多元：無法投身全職或半農、投資做假日農夫；想進行實驗性的耕作，根本不需要超過半斗田；想實踐協作、或交換經濟模式。以上三個原因皆有實例，相信有一直留意農業動態的朋友都能聯想到。
這些農田多數也是個體運作，但同生產型最大分別，是要滿足一些想像和理念，相比產值，更重視連結和想像的實踐，實驗性較強，協作者較多，同時農田的面積細小，多為1斗甚至半斗以下。
舉一個例，在舉辦油麻地菜站前，曾討論過會否嘗試以「自由定價」去賣菜？客人支付一個自己認同的價值，或者做交換經濟。這個理想固然ideal，但一個生產型農夫，要用產值去規劃生產；即使當全世界都很支持、用$100買一斤菜，但能保證下個月同樣情況嗎？農夫也失去了可以參協考的指標，如知規劃種植的數量？
延伸一個例子：早段時間曾經有人提出各本地農民用「炒花」形式高價包起產出，轉贈基層街坊被我們拒絕，理由就是在一個實行生產、面要精確地規劃的農場，我們賣菜同時也是在收集市場資訊、客人（無論是批發商定散客）喜好、市場價格等。一旦答應，即使可以收到錢，卻也失去了這些交流機會和數據，而這些情況並非錢可以補回，也直接影響下一造的規劃。除非對方長期炒花，長期承包，否則一次半次都不可能答應。
相似例子是曾經有社福界提出發行社區貨幣，以基層街坊做社區工作換取時分券，然後以時分券換農作物。或許這模式本來只想在社群裡實踐，但農業界的迴響都十分負面：農民承受風險種植的作物，與時分券所彰顯的勞動價值不對等，變相由種植者補貼時分券的使用者。當然社區貨幣意義未必在此，但對農夫來講是難以接受。
協作型、假日型農場不會滿足產量，但就可以回應上述情況，以及實踐一上想像或試驗。協作型農場也是很多從事生產型的青農，進入農業的起步點；不少現時仍然從農的青農，過往都參與過一些義工、共耕、協作如新界有種米、愛農家等等，到今日繼續耕種時，未必會認同當日的模式，但這些協作，都是讓有意從農者窺視田野的窗口，仍有角色。
現實往往未盡如人意，想自由協作的人，在NGO裡被海量文件佔據，鬱鬱寡歡；想實踐慢活生活、享受田園，被生產型農場的趕急節奏嚇怕，出菜時節奏如同急症室一樣緊張；想服務社群，卻又因為協作農場太多想像難以整合。這些落差何止出現在青農身上，想同農場合作的組織者、協作者都一定有經歷過。
日本曾經有隊已解散的演藝組合「カントリー・ガールズ」（Country Girls，唱歌跳舞之餘要在製作人經營的農場落田，不需要考究這些農girl過著怎樣的農life，可能今年《全民造星》變《全民造農青》，一路跳舞一路耕田（記得歐羅好似有條揸鋤頭跳舞片在YouTube）。
關鍵是一個人對自己、對自己想從事農業的模或是否了解、然後投身的農場能否配合自己的意志、自己又能在農場裡擔當怎樣的角色。你想從農田得到甚麼？滿足甚麼？你想耕田、還是在香港耕田？想拯救水深火熱的本地農業、抑或歲靜好小確幸過日子？你會義無反顧向前衝、還是精準規劃步步為營？落地盤做一工、去酒店炒個散都幾百一千，耕田一個月有無5000？你想在ig出post擔著鋤頭寫寫詩，還是像老農夫一樣將犁田機操到成部F1跑車一樣去挑Max Verstappen機？
就算想賺錢不一定為紙醉金迷，也可以是想證明自己，或者規劃前程。這又豈止青農壯農老農，也是全地球人的人生必答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