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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vs協作vs做好事 拉扯、匆忙、不斷變化和衝擊的青農生活

無論是從農前到現在,當身邊朋友知道你耕田,在香港這個農業不發達的社會,總會引起好奇與疑惑,尤其是如果從農者「年青」,問號就更多。

亦有些人會對耕田的年青人抱著質疑,這些人以農業作為打卡的背景圖片、借助農業去介入社會運動、又或是靠著NGO養但事實上不事生產,都是常見的批評。

無論抱著正面或負面的視角,在香港的青農其實以各種不同形態出現,到底青農搵幾多錢?還是靠資助?根本沒有統一答案。不過作為廣義上「青農」一員,藉此分享下一些經驗,以及在從農間與農友的接觸與觀察。下文舉出的數字純粹假設及約數,並非運作真實數字。

上一篇文章提過,有前輩認為一個「單打」農夫最少要耕3斗常規或6斗有機,這個說法在廣義的討論上可以參考,但如果仔細去思考,你就會發現有個bug:1斗稻田、與1斗粟米田、1斗西瓜田、1斗格仔田有著根本性的差異。意思是說,除了耕種面積外,選擇的作物種類、出貨的行程規劃、對農田的想像,都會影響一幅田的實際產值。

舉個例說:假設1斗米田、用四個月種早造水稻、成功產出100公斤白米,以香港本地米$100/公斤計算,即是$10000。而1斗粟米田種3000支華珍粟米、時程3個月,假設品種上一條出三支、成功率50%,即將4500支。當你用平價批出、假定為約$8/支,總數就是$36000。用以上假設總結,稻米四個月的種植期平均每月每斗只有$2500產值,而粟米三個月平均每月每斗就有$12000。

但當如果稻米田可以舉辦活動,舉行各4次每次20人參與插秧及收割活動,每人每次$200,那這裡就有$32000的收入,每月就增加$8000收入,跟種粟米一樣了。而當粟米你抽起一部分做自摘活動,體驗價$20/支,粟米的收入又不同了。

帶活動中的青農

所以,到底「3斗地養一個人」是否定律,其實完全取決農夫本身在農田的決策。

這裡似乎不適合援引他人例子,唯有擺自己上枱。當年重返農場後,頭一年主要是靠其他工作收入去維持,農務最主要是協助維持自己低度產出,然後主力靠接活動或自己舉辦活動,這是因為個人有一定的NGO網絡。所以當時自己負責的農地不多,產出亦少,卻因為活動令到農地仍有一定產值。

可是當政府收緊各個防疫措施,團體、學校活動取消,就即時出現問題。單單在第6波疫情下,至少取消了兩次大專院校的考察活動,這些情況也提醒自己:農業的本質還是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

過去一直以寫字和拍片作為副業,這些副業在整體經濟環境下幾乎停頓。作為非農家出身,應付農務體能、技巧、知識經驗比其他農友落後。這種情況下,我選擇了跟隨農場整體的種植規劃。

對比大多數有機農場,因為自己一個品牌出去賣菜需要行多樣化生產,我們採取專攻指定作物的路線,承辦一定產能。雖然種植品種不多,但不斷反覆種植、練習和應對各種情況後,開始漸漸能單獨地處理這一款作物的大部分種植過程。

而這個作物就是粟米,其特點是對土壤要求不高、種植過程基本上公式化、不需要每日打理(粟米100參與者每星期甚至兩星期才來農場一次),對新手來講易上手。但同時由於蟲害、獸害嚴重,基建上的功夫比較多,這反而是種粟米最大難度、也最花時間。在不斷練習後,種植成功率由第一次不足2成,到今造有信心保持6成以上。

賣菜的青農

農場以多人共用資源形式生產,所以也開始兼顧幫手賣菜、組織菜站、農墟的工作;這個工作能夠進行,很大程度是因為自己有車牌可以兼做輕量的運輸工作——解決很多青農都面對其中一個難題,兼任了運輸和零售,也減少了外判開支。而進行了固定的銷售時段、儲下一定消後,同時也令農友、自己更放膽去種菜,整體產能的也有一定提升。

當放疫措施放寬,會重辦活動嗎?在累積種植經驗、增加種植面積後,未必能再似過往頻繁地不斷搞。另一個問題是,近兩三年增加不少NGO或新農場,搞活動的競爭大,農場交通不便,加上活動收入的不確定性,漸漸走向生產方向,似乎也是自然結果。

所以青農能否維生,觀乎農地水土、天氣時令、作物選擇、種植產量、營運方針,而除了頭兩者,後三者既是策略,也是同農夫的性格、情緒、習慣相關,觀其田、知其人。

那上述的經歷、收入在青農來講典型和能夠嗎?不一定。畢竟無論是活動還是生產為本,風險仍然極高。例如如果明日突然打風水浸、那上面寫下的銀碼即時變0之餘,還要出錢做維修,7點鐘起身去漁護署排隊申請救濟金,幾千蚊補貼種子錢。

堆肥中的青農

所以有一定人數的青農,無論是否試過做自耕戶、或者修畢農業課程後想耕田,大多數都是回到近年廣泛出現、各個NGO的農田或計劃門下。無論是否對NGO營運農業有保留,NGO的耕種崗位保存了很多有/無經驗青農的生產力/體力/熱情、令他們能在有基本收入下從事耕種工作,同時也分擔了很多對自耕戶來講是重擔的基建成本、失收風險,這些都是無容置疑。

而NGO田是否必定無產能?過往認識一位農友,曾在發展多年、新生精神復康會營運的新生農場工作,他們就是NGO田在服務社群的同時,也保持一定產能的好例子。

不過也有很多NGO田,基於資助模式,一定要推動協作、社區營造、藝術參與等,而分薄了對農業的投入,甚至農夫要兼顧與種植無關的行政工作。而更大問題是,機構受到資助限制令到計劃有完結一天,如果農場大比例地依靠Funding,農夫就被逼同社工一樣,要靠寫計劃書續Funding維生,一旦失敗就要離場。這也是在NGO田工作的農友們,經常苦惱的問題。

還有沒有第三種情況呢?近年來有些耕種組合,嘗試自租或找現成農場進行協作。目的往往多元:無法投身全職或半農、投資做假日農夫;想進行實驗性的耕作,根本不需要超過半斗田;想實踐協作、或交換經濟模式。以上三個原因皆有實例,相信有一直留意農業動態的朋友都能聯想到。

這些農田多數也是個體運作,但同生產型最大分別,是要滿足一些想像和理念,相比產值,更重視連結和想像的實踐,實驗性較強,協作者較多,同時農田的面積細小,多為1斗甚至半斗以下。

收菜中的青農

舉一個例,在舉辦油麻地菜站前,曾討論過會否嘗試以「自由定價」去賣菜?客人支付一個自己認同的價值,或者做交換經濟。這個理想固然ideal,但一個生產型農夫,要用產值去規劃生產;即使當全世界都很支持、用$100買一斤菜,但能保證下個月同樣情況嗎?農夫也失去了可以參協考的指標,如知規劃種植的數量?

延伸一個例子:早段時間曾經有人提出各本地農民用「炒花」形式高價包起產出,轉贈基層街坊被我們拒絕,理由就是在一個實行生產、面要精確地規劃的農場,我們賣菜同時也是在收集市場資訊、客人(無論是批發商定散客)喜好、市場價格等。一旦答應,即使可以收到錢,卻也失去了這些交流機會和數據,而這些情況並非錢可以補回,也直接影響下一造的規劃。除非對方長期炒花,長期承包,否則一次半次都不可能答應。

相似例子是曾經有社福界提出發行社區貨幣,以基層街坊做社區工作換取時分券,然後以時分券換農作物。或許這模式本來只想在社群裡實踐,但農業界的迴響都十分負面:農民承受風險種植的作物,與時分券所彰顯的勞動價值不對等,變相由種植者補貼時分券的使用者。當然社區貨幣意義未必在此,但對農夫來講是難以接受。

協作型、假日型農場不會滿足產量,但就可以回應上述情況,以及實踐一上想像或試驗。協作型農場也是很多從事生產型的青農,進入農業的起步點;不少現時仍然從農的青農,過往都參與過一些義工、共耕、協作如新界有種米、愛農家等等,到今日繼續耕種時,未必會認同當日的模式,但這些協作,都是讓有意從農者窺視田野的窗口,仍有角色。

現實往往未盡如人意,想自由協作的人,在NGO裡被海量文件佔據,鬱鬱寡歡;想實踐慢活生活、享受田園,被生產型農場的趕急節奏嚇怕,出菜時節奏如同急症室一樣緊張;想服務社群,卻又因為協作農場太多想像難以整合。這些落差何止出現在青農身上,想同農場合作的組織者、協作者都一定有經歷過。

操練機器中的青農

日本曾經有隊已解散的演藝組合「カントリー・ガールズ」(Country Girls,唱歌跳舞之餘要在製作人經營的農場落田,不需要考究這些農girl過著怎樣的農life,可能今年《全民造星》變《全民造農青》,一路跳舞一路耕田(記得歐羅好似有條揸鋤頭跳舞片在YouTube)。

關鍵是一個人對自己、對自己想從事農業的模或是否了解、然後投身的農場能否配合自己的意志、自己又能在農場裡擔當怎樣的角色。你想從農田得到甚麼?滿足甚麼?你想耕田、還是在香港耕田?想拯救水深火熱的本地農業、抑或歲靜好小確幸過日子?你會義無反顧向前衝、還是精準規劃步步為營?落地盤做一工、去酒店炒個散都幾百一千,耕田一個月有無5000?你想在ig出post擔著鋤頭寫寫詩,還是像老農夫一樣將犁田機操到成部F1跑車一樣去挑Max Verstappen機?

就算想賺錢不一定為紙醉金迷,也可以是想證明自己,或者規劃前程。這又豈止青農壯農老農,也是全地球人的人生必答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