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已經是志記收地死線後三日，連日來木廠的主事人繼續趕急地處理木材、支援者也四出覓地、處理三隻狗的事宜。雖說收地隨時發生，但來到星期五晚，對我們來講都算是難得的清靜。
在死線後木廠全面從公眾的視線慢慢退卻，之前遊人多到阻不住，這幾日除了零星單車友、以及等待收地的傳媒之外，好像回到了未高調前的寧靜。對木廠的木匠來講，也算是喘一口氣、卻同時也要繼續面對每日都會有可能出現的危機。
受社會氛圍影響，近年香港人對舊事物——特別是即將消逝的事物，投下完全超越自己生活經歷的情感。志記以及棚仔、及各間消失老店在「最後時光」裡，都吸引大批市民到場弔唁。
但這些事件的本質，其實也有很大的差異，與一般老店因無人接手或加租結業不同，志記的拆遷是隨著新界東北——一項受廣泛爭議的規劃而發生。當然高調也不是一無是處，至少最近也有更多業主願意跟廠方洽商租地安排。但以過去的思維、在拆遷前引起公眾關注，嘗試改變拆遷現實的想像，在這個時代已是毫無成功的機會。
渡過最緊張的時刻後，跟三兩位跟進事件的記者閒話間問了一個問題：假如今次事件被迫遷的不是志記、不是鎅木廠，可能是一間開業二三十年的車房或小五金工場——算是一門較普遍、至少不是唯一一間甚至通街都有的行業，你（們）（也可能是）還會這樣舖天蓋地、緊密地去跟進嗎？
分享兩則小故事。
1.以前土地正義聯盟仍運作之時，有段時間經常要到T村講解迫遷的細節，但一直都很不順利，也得不到街坊信任。一段時間後，開始慢慢淡出；一位在T村居住、經營自己事業的村民F，很希望可以將公司留在T村，對於其他村民的無力感到很失落。
某次見面時，F問：點解你地要落嚟，為啲你唔識嘅人去做呢啲事情？唔單止冇利益，條村咁細都畀唔到幾多選票你，仲要嚟畀人羞辱，點解仲咁熱衷？
2.一條位於市區邊緣的Y村，有一群基層村民居住於一個由二房東僭建的寮屋劏房，被地政處發現後發出還原令，二房東失蹤、大業主為免被地政出重收令，迫遷這一群居民，令他們面臨無家可歸的困境。
這兩件事件分別發生在2017及2018年，若非經常緊貼這類議題，可能就算開村名都未必聽過事件牽涉的那些村落。後者是另一個團體介入的事件。
大眾將對社會現況的情感，投射於志記的去留；同樣是失去與訣別，T村與Y村的個案，欠缺志記擁有的情懷與獨特性，難以演繹成被大眾關注的事件——即使這些「關注」也無助改變現實。
但到最後還是有些人走入T村與Y村。不一定因為可憐對方，也不是、不會真正「同理」村民的困境，也不是想捍衛某種情懷舊事。可能是因為受薪需要完成的工作，也可能是單純覺得拆村好慘，又或者想寫入自己的社運CV。這種帶著自我、或者公式化的介入，即使不神聖又不偉大。
過去幾年在各個拆遷現場，看見了各種最真實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