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給19歲的我》本來獲得觀影人廣泛好評，後來一位前記者、雜誌編輯吳芷寧在Facebook撰寫兩篇文章，描述自己觀影後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引起一連串關於紀錄片的拍攝倫理、觀影倫理的爭議。而公民記者蕭雲在這些討論期間，訪問電影其中一位受訪者，卻以對方無講過的soundbite作為標題，繼而引發一連串的延伸事件，例如被指事後強求當事人再次回應、蕭雲的支持者以相信人格為由與對文章有質疑的一方互相指摘。
芷寧一直以來都是十分低調的寫字人，無論是否相識，只要細讀那篇評論，必然見到當中提出的問題並非空穴來風。奈何在一個高度壓抑的社會、習慣訴諸情緒的年代，有效討論本來就難以發生。這裡不打算介入早已墮入泥漿的摔角戰，反而今次的討論對於香港很多從事「記者」/記錄/拍片/書寫故事/口述歷史諸如此類的人們，其實是一個超級好的機會去檢視自己的工作。當然首先也要分享下這幾年來做記錄/拍片/書寫之後，今日自己是如何想像這件事。
我是在2013年加入《獨立媒體》（當時稱為香港獨立媒體網），其後再入讀樹仁大學新聞系，2014年雨傘運動後離開獨媒，之後建立了自媒體《基進報導》。除了中間有一段短時間在主流媒體實習或間中撰稿，其餘大多數時間都是以《基進》為唯一發佈平台，也沒極少容許其他媒體轉載文章。2020年有感歷史任務完成結束《基進》，幾個月後再開始了另一個平台《阡陌之間》，作為我的個人網誌及發佈平台。
加入獨媒時是大專一年級，當年出版了一份叫《大球場道》的球迷zine，將部分文章放上去之後，當年副學士在學期間，一直對前途感到迷惑，所以甚麼都想試，因緣際遇下成為了早年的實習記者。這個身份第一個介入的事件是2013年碼頭工潮，幾乎每日都撰寫文章去更新碼頭的情況。記得某次某篇文章，幾乎全篇被仍然未停刊的《新報》轉載（抄襲），對於初出茅廬的實習生來講，算是一種肯定。於是當時幾乎每一日都會走去碼頭，跟工友、學生聊天，總是希望可以找新角度去觀察整個運動，然後寫稿。
這些稿件的質素在中後期其實有所降低，運動本身都陷入僵持之餘，當時公民媒體未開始興起，但現場亦有很多在做記錄，當時碼頭其實有幾份由不同團體印製的刊物（例如《碼經 – 碼頭工人報》），這些刊物的內容也很有深度，如果堅持「人做我不做」，其實到中後期，可以挖的故仔已經不多。
一直跟進工潮到結束，當下有些落寞，首先擔心到底能否再遇到好題材去寫？另外，也覺得一件「自己有份」的事完結，好像生活或報導都沒有了寄託。之後又四出找題材，保育、動物、規劃樣樣都試做，最後因為參與了當年土地正義聯盟的「土地小學」土地營，與土地運動結緣。同時也在獨媒的編輯鼓勵下投考新聞系，並順利獲得取錄。
獨媒成立早期以社運參與者為主，出現「特約報導」之後，開始吸引希望投身傳媒業的朋友參與。當年其實出現過很多關於社運與報導之間的界線，到底獨媒應該如何自處之類的討論，不過整體來講、以及從後來到現在獨媒的運作走向，獨媒行的路線確實愈來愈向專業媒體方向走，包括我自己都進入了「體制內」接受正統新聞學的訓練。
但事情就是有個but，加入土盟之後，自己好像找到想投身的議題，非常投入地參與新界東北運動，經常每日來回港島和古洞之間。土地運動實踐都十分實際，除了開荒勞動，也做好多導賞活動、與村民以長時間的生活及對話建立關係。某次提起自己對作為報導者與組織者之間有身份的懷疑，當時土小校長陳允中說：「你要抹走自己作為記者呢件事，識一個人同佢相處去建立關係，而唔係為左要寫文先去識佢，而係你想同佢一齊行落去。」
曾經我都是相信「傳媒是第四權」、「我們要保持中立客觀」 etc的口號，不過在介入東北運動之後，也開始同步做記錄，然後在過程中得到很多村民信任去拍片，而這些信任並不是因為我是「記者」，而是大家無論在請願、日常在村裡工作，都經常見面和交流，然後大家有著熟識和信任。但當時我並不太意會這一點，甚至有少少覺得「我幫手拍片，等件事多啲人知」，然後村民才會一齊拍。
在東北的66、613事件和雨傘運動之後，有感跟獨媒開始有距離，在社群和公信力慢慢建立之時選擇了離開，當時的爭議可以在獨媒早年的出版找到，但之後也偶爾在當時仍為開放式平台的獨媒發表文章。
其後為了保持撰稿與拍攝的自由度，在Year2的暑假自資開始了自建媒體《基進報導》，在早期大部分內容都是記錄一些土地議題的行動、農場建設、迫遷事件，然後也會在自己參與的遊行拍攝做記錄等等。網站第一條片就是後來因為太陽花爆紅的信芯園，2015年種米、農地面臨收地的記錄。
早期的記錄拍攝方式比較「似」記錄片，但其實也只是「似」，因為大部分的影片都只在一日拍完，沒有很多動作描述、靠訪問去頂起內容，這也是因為樹仁雖然都有專業紀錄片的課程，可是整體來講模式都很傾向daily news的生產方式，所以或多或少都受到影響。有些片段是「扮」紀錄片，有些就是soundbite的記錄，當時的想法是，如果我想做一條片，自己能否做得比別人好？同時作為行動者與組織者，有甚麼視角是只有「我」才能呈現而別人不能？
當年起朵之作，是坪輋街坊財哥在新界東北一場諮詢會中，將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鍾文傑逼入牆角的片段，在Facebook錄得過百萬hitrate。片段只有一分幾鐘，似一個snap，記錄了一些life-moment，之後有些片段都是以類似方式剪接和發佈，同樣得到很多迴響。
相比獨媒，《基進》的撰稿和記錄面向十分個人化，主要是視乎我個人的議題參與而定，但由於我自己同時也是土盟成員，與土地議題相關的內容是否適合在自己的私人平台發佈？Facebook其後出現了crosspost功能，同一短片可以同時在雙平台發佈，解決了這個問題。不過，也因為組織內部一些討論，同時也因為《基進》的知名度愈來愈高，開始收到不同民間團體的採訪邀請，於是就開始接觸其他議題。
《基進》在中後期做了極大量劏房、欠薪及工傷迫討的報導，這些故事對今日的敘事方式有很多衝擊。
2017年葵涌致華工業大廈13樓的劏房居民面臨迫遷，當時關注的媒體也很多。2017年同2013年的氛圍又很不同，當年開始已經出現不少獨立營運的媒體，早年經常被指抄功課的主/立場新聞也成立了自己的採訪隊不再炒稿，所以競爭愈來愈多。
除了在記者會、屋宇署行動的採訪，當時都想「為居民」拍一個特輯。於是同當年的負責社工商量過後，就上去準備拍攝。
致華13樓劏房是一間大單位劏開近廿戶，連平台都有間僭建木屋，生活環境不理想。由參與社運開始，雖然都經常上山下海行村，「幫」過好多村民同請願，但對於街坊生活的日常，大多數都是單靠口述、甚至拍攝才會認識。
由廣闊的新界鄉村走到狹窄的工廈劏房，環境的轉變令我感到十分局促，劏房居民之所以是劏房居民，大概每個人都有著一些過去，上到去之後，發覺不想出鏡的居民很多，又或者他們不覺得出鏡會為迫遷與流離失所的事情帶來改變。
但你們不是因為想改變才會行動嗎？為何行到今日還會恐懼？
包括但不限於致華的居民，有不少是新移民、有些是釋囚，這些人本來在社會就不受歡迎，行動登報受飽受攻擊，說他們為搏上樓、又或是「蝗蟲」之類。這些基層租客不是想「搞社運」而行動，而是為求存、求生活才被迫企出來。
做記錄又好、做社運又好，我都是本身有資本或身份（「大學生」這三個字），然後有多餘精力先去做，試想像一個同齡的Freshgrad，如果馬上要打工養家，哪會有時間出來搞公民報導？最後雖然都拍了少少片段，但都無出街，只寫了一篇文。
這篇文章的末段是這樣：
//訪問帶來的，是一種改變的希望，抑或製造輿論推動變革的出現？有些人將悲痛的迫遷故事再現在公眾的眼前、或者利用唯美的相片打動人心，「讓更多人」知道社會問題；但劏房問題不是已經耳熟能詳了嗎？利用搧情的文字和圖片呈現事件，這是採訪者的個人慾望還是為別人充權的意志？報導者帶來的是希望還是更大的麻煩？
「反正這裡是沒有希望的。」某位路過的租客說。//
其實很多時候，至少我自己去寫文章、拍片，不斷去想像、去修正書寫的方法和走向，嘗試令到篇文/條片更「好睇」，聽錄音帶找出soundbite，想文章走得更遠，或多或少都有些私心。我也參與過新聞獎的競逐但無緣獎項（今日回頭看是超好的事），畢竟「新聞」是我自己的專長，甚至是謀生技能吧，想通過報導得到肯定和掌聲，也是很正常。如果我的專業不是做新聞而是唱歌，當然都會想在舞台上接受觀眾的歡呼啦。
在同年年尾、2018年初發生另一件事：當年芙蓉山村有一宗迫遷事件，我帶了沉甸甸的航拍機、攝錄機和相機向一部上山，希望可以拍這件事。當時的社會已再三提醒，村民不一定想上鏡和受訪，之後訪問也無做得成，當時有點無癮。後來社會再帶我去附近的大窩村，當時第一次接觸到原來寮屋裡面都有很多由豬欄、雞舍改裝的寮屋劏房，比工廈和唐樓環境更惡劣。
當居民見到社工時，心情十分激動，也不好意思打擾對話，但那時刻實在太震撼——更多是慚愧。身上揹著的器材，像Sony x70攝錄機是電視台都用的一款，有sdi output，可以拍到4:2:2 mxf無損畫面，二手買來都一萬元，還有林林總總的器材……總值應該夠現場所有人交三個月租了。
將他人的苦難，用專業且符合拍攝美學的方式記錄，這種行為在那天之後就沒有再這樣做過。
我無法面對自己事實上成為了「通過別人的苦難成就自己華麗文章」的事件主角，當然這一點並沒有得到很多人的關注，事實上好像也沒有很多人會這樣形容《基進》。不過在此之後，《基進》關注劏房議題的方式有所不同，其中一個做法，是基本上都不再上劏房拍攝，或只拍少少footage片；與此同時，大量無償地為幾個不同的劏房開注團體免費提供記者會直播的服務。
在從事所謂獨立採訪的同時自己也同時身兼組織者的工作，深深體會同樣從事組織工作的劏房團體，當中的辛酸與吃力。由整體角度出發，如果想「媒體」這件事能夠真的在議題裡有所角色，倒不如看看長期投身的組織者有甚麼需要？做記者會的直播，好像比起寫多十篇廿篇劏房街坊故事還要來得實際，尤其當年的直播技術不如今日成熟。
另一個領域是欠薪和工傷追討，起初收到工權會、職工盟和街工的採訪通知，一般都會直接ignore，在當年碼頭工潮後，其實自己都好少參與勞工議題。但不知何時開始，又開始會去這些現場。
相信大家最近都會對工業意外有感，當時自己都很吃驚，搞乜三日唔埋兩日就又有工傷要追討？又有地盤欠薪？於是愈去愈多。這些現場一般都很少公民記者，因為大多數都發生在返工時間；地盤就間中有主流媒體影幾秒。追薪是一件超長時間的消耗戰，經常call 9am，所以其實對資源少的媒體來講很消耗，而且事件一式一樣。去多幾次之後，工會幹事見次次都來，開始會預先約我時間，有次甚次免費叫的士載我清晨由港島入屯門。
幹事們有時會擔心無記者採訪工友會好灰，於是出現在現場的攝錄機，好像也成為了行動的支柱；當然我也有得益，至少網站有更新嘛。但在這些追討的行動裡，好像也更加找到了自己在行動現場和運動的角色，後來也愈來愈多團體找我們去拍行動記錄。也記錄了很多名場面：被追討判頭無厘頭叫我拍得佢靚仔啲、地盤判頭公然搶咪打幹事、上酒樓追糧被茶客鬧etc。
能否令「我」寫/拍的東西傳開去，其實跟我的文章和剪接技術無關，到了那時，才感到自己有份參與在社會的各種改革之中。「記錄」本身、或者是「記錄者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對社會有價值的參與了。
在2020年5月《基進報導》休刊，很快《阡陌之間》又出現了，時間是2020年9月。
今次將網站定位為個人網誌，但又想做些記錄工作。跟之前不同，是沒有了「採訪」這件事。大部分文章都是在跟街坊和農友相處之間體會而寫出來，很少情況下是通過訪問和回答去寫稿，由於這兩三年都落田，於是寫別人的事情愈來愈少、寫自己的感覺愈來愈多。周思中在《夕陽的光——誰說香港沒有業園》形容，農業界有位G先生「開設了自己的網頁，讓讀者可以透過月費支持的方式，閱讀他關於農業、新界土地、以至對耕種生涯感性分享的各種文章……」
《阡陌之間》成立的早期，又找來了已經成為全港皆知巷聞的信哥，還有其他農友開始了一連串農用機械的示範短片。拍攝這些短片的動機，主要是因為當我和一眾年青農友想上網學耕田時，發現大部分影片都不太適合香港本地情況，也沒有廣東話，這些教學資源既然沒有，就不如自己做一輯。後來由開犁田機變成種花種菜、拍食譜，有時甚至會像俏姐邀請我幫手拍整茶粿，然後拍完賣茶粿、或者宣傳茶粿製作班……這些片段，其實都好像沒有很多hitrate，但感覺也因為拍了這些片段，跟很多農友都有著更熟識和信任的關係，然後又好像有些很實在的崗位可以為農業界付出。
在去年開始，有感人生累積了太多（甚至有點過多）資訊，實在應該好好整合，否則再過幾年可能自己都忘記一大堆。其中最重要是想將在過去10年的寮屋、鄉村運動整合記錄，但這難度實在太高。而這幾年來同花農們的相處，也累積了一些文章，而市面上好像又沒有關於花農的出版物，於是就決定先為花農留個記錄。
其實就算是為花農留記錄，也不過是「為幾個花農留記錄」，不一定最有代表性，也不一定最全面，再全面都有盲點。但今次的記錄同以往有所不同，並不只屬於「我」的東西，在跟相熟花農們講起這件事，大家都覺得在這個時間點為這件事定格十分重要，所以才願意幫手，翻開相簿、細說故事。
由2013年到今日剛剛好10年，如果張婉婷拍的是《給29歲的我》，今年都可以煞科了。如果2013年的自己去做今日的花農project，可能動力和體力都完勝今日，然後兩三晚就寫下洋洋十萬字，然後埋版、編書、搞發佈會、然後19歲超級文壇新星就此誕生；今日連簡單（其實都不簡單）的錄音撰稿都極消耗心力，年紀大了，寫完出來就像是一個中坑在準備轉行前要寫個回憶錄一樣，放在書店一角幾年都無人問津……
但今日去寫這本《日落花開》，會好肯定知道雖然是同花農一齊做，但其實想要記錄是我、去記錄的都是我、寫稿的也是我。這本書是「我」去演繹一個社群的故事，而不是社群的故事，但也不是第三者，而是同大家行過幾年，觀察和體會無數次之後，自己有些體會值得在這時候記下來，然後同花農這社群分享，也同對這社群和種花有興趣的人分享。
文章到這裡已經超過5700字，如果你讀到這裡，代表可能你自己心裡面都應該有些想法，或者是有些迴響與共鳴了。其實我覺得自己並不是一個很堅定地從事記錄、報導、拍攝的人，至少我沒有十年的耐性去拍一部電影，可能連三年都無；在過去十年也反覆地寫過好多悔氣說話，覺得社會沒有給予我們這些從事邊緣議題的人，對等的關注與支持；而在片段與文章的hitrate、農產品的銷情，就更是殘酷反映著市場與大眾對鄉村組織工作與本地農業的支持度。
留在某一個議題，與其說堅毅，倒不如說當日幸運地遇到自己有感覺的議題，然後這個議題給予自己一個在公民社會裡面的社群崗位，繼而即使在公民社會崩解後，也讓我有機會去到農田實踐（這是另一個可能要寫57000字的故事），甚至變成謀生的現場。不是不浪漫，但不那一種「深耕細作默默耕耘」的浪漫，而是在城鄉之間流離浪蕩、繼而相遇各種人、衍生與記錄低各種事物的浪漫。
這就是記錄、記實攝影與寫作對我的意義。最後雖然文章已經很長，但還是想用2020年《基進報導》休刊宣言，為這篇文章作一個總結。
各位公民社會的友好，如我早前所言，《基進報導》將會暫休一段時間，而原本已安排在5月進行的拍攝將會如期進行，之後將會暫停編採工作以及退租辦公室。
這並不是一個草率的想法，而是覺得自己已經找到人生未來更想要追求的理想和生活方式。這篇文章是想分享踏入社會這兩年半裡的思考。
非常轉折之下進入了夢寐以求的新聞系，離開學院卻也同時離開自己新聞這個一直希望投身的行業。
畢業後這兩三年間，除了偶爾在報紙寫幾篇文，幾乎完全沒有跟行業有交集過。其實這幾年也未有好好梳理這過程，新聞在我曾經是一種如同宗教般神聖的理想，當年短暫的任職事實與經歷也證明自己至少可以在這行業生存。
我記得當年也曾經有朋友邀請入報館工作，自己也有嘗試過尋求入行機會，而事實上即使不將底線放低要找間良心傳媒工作也不困難。做新聞是自己唯一可以被周圍肯定、被注目、欣賞的技能。
記得以前仍是香港獨立媒體網成員時，其實要出一篇被關注、高點擊率的文章和短片並不困難，也很容易就因此而得到被更多人認識的機會、得獎的肯定。而每一個身邊的人都會尊敬這程理想崇高而又辛勤的工作，這種感覺似乎也是一種令自己有理由留在行業的和理由，甚至可以成為自己從政和進入立法會的跳板。
當要作出選擇的時候，我再問清楚自己到底為何想做新聞。
新聞自由與採訪自由是社會共同擁有的權利，而新聞工作者作為第四權的具體實現，公眾通過點閱或訂閱賦予新聞工作者代表公眾執行採訪與編輯資訊的權力，還有代表公眾書寫歷史的權力。這樣的無冕皇在民主社會裡也是一種異數，不需要嚴格的考檢或牌照，而通過進入傳媒機構，甚至自行傳播時被大眾信任，就已經自動得到這種權力。
然而擁有這種權力的同時，也會潛而默化成為一種自己成為特權的代表。簡而言之，在新聞審查不嚴重的國家，採訪新聞不應該成為專業記者的權利，非新聞記者亦應同樣有權進行傳播，包括但不限於在公眾地方攝影、各向機構查詢時不應被回覆與記者同樣查詢時不一樣的答案。
然而如果抱持這樣的信仰，就會與前段所述的期望有所落差。記者歸根也是一種職業，而對自己的工作有決心和熱誠的人，都會期望聽到「你是勝任這個崗位唯一的人」之類的肯定。而且在習慣仰賴權威與經驗的環境下，新聞記者在被迫或潛而默化下，很容易會將新聞自由解讀為自我或工作單位擁有的權力。
那些年頭寫下過這樣的思想筆記：
//現時針對傳統新聞學的批判，均只能在體制以外隔靴搔癢，但對整個行業和同工影響微乎其微，外間的討論永遠進入不了急速、無暇他顧的媒體機器內。同時，記者在各種因素下愈來愈依賴直覺進行判斷，但直覺卻不一定是基於足夠的閱歷和事實，加上情緒過份主導、未有採取直覺以外的補救方式，令到報導愈來愈不準確，真正需要被討論的問題也不能在新聞中出現。
新聞道德問題不應止於我們應該或不應該做甚麼，更是要詰問為何我們要做這題目？我們是否用心聆聽被訪者的心意？我們會否有借用別人故事建構自己形象的情況？//
在猶豫不決之下，當年社會運動迎來前所未有的低潮，在這情況下，漸漸將進入傳媒界的想法轉為加入成為民間團體的組織者，同時經營自己的網站。除了是對團體的情意結，也是在這個行業看到似乎是「非我不可」。
可是一個好的組織者，卻正正不可以「非我不可」。由最初所有工作和個案都以傳播導向，到後來通過與同業工合作、日常工作實踐中感受到，組織工作或為人充權的過程本來就是一種漫長的過程。
組織者相信的價值，與新聞有很大的迴異，到底我們希望在一時三刻之間得到公眾的注目、迅速地解決危機，還是希望社會上受到壓迫的人，可以漸漸能夠代表自己發聲？
波瀾壯闊社會運動可以帶來即時且大規模的覺醒，可是要將這些覺醒延續、要被邊緣化的社群跟上步伐，就不能只用提醒憤怒、牽動情緒去進行抗爭。深入、善意、真誠、緩慢、放下自我的組織工作，才能慢慢拉近達成這種理想的距離。
由想做記者到繼續做組織者，不是一個三言兩語可以解釋的過程，而節制自我、拒絕俯瞰、與人同行也是一些非常困難的修行，也不會有學滿師的一日。走去落田也開宗名義非要追求成為全職農夫，廿幾歲人才從頭認識農業，是想更知道農民平時會怎麼思考、對世界有何期盼，再想如何將這個社群組織起來。
這兩年半就是如此走過。回到現實，今日有好多人帶著相機走入現場，在字裡行間、光線影像，你很自然會見到動機、思想，但也不能否認，草根人民亦通過公民記者的流行奪回傳播資訊的權力。在街上年青政治人物的神采、受選民仰望而提出的一字一句，都很容易得到相應的注目；相比之下，周旋於社群及政權之間、希望改變人心、看似無私偉大卻受薪的組織者，臉上掛總掛著倦容，提出的一字一句少有受到大眾重視。回想起前月的另一篇思想筆記：
//但無論如何，身為公民社會的一員，也作為組織幹事同業，我必須由衷地表揚、讚賞與感激一眾直到今日依然願意深耕各種勞工、社福、房屋、性別小眾、少數族裔、鄉郊、環境議題，以及推動草根民主的同工，當中很一部分都堅持不走選舉政治的路線，不會派發有人樣的單張。犧牲時間和待遇亦並非完全由團體施壓、洗腦和威逼，同工同樣相信想要追求的價值，是值得花盡青春去同社群同行，才願意作為自己存在的使命去付出。
正正因為這些願意在社會深處耕耘的人，不會只見到口罩短缺的劏房街坊、同時用細小的力氣指出制度和財團才是結構性問題的主因；不會只見到鄉村生產優質農產品、而無視被迫遷的佃儂與居住在水深火熱的寮屋劏房戶；不會只見到工會的強大、而無視工人日常的職業安全和不合理待遇。有願意走前一步的街坊，有壓力團體和組織者的存在，香港人才不致於徹底將每日面對苦難、剝削、壓迫的社群遺忘，在社會暗淡無光、無人在意的深處，燃點起一點希望和溫暖。//
其實我如何選擇自己的職業、«基進報導»是否經營下去、大家會否繼續覺到這樣動輒五六千字的動態文字並不重要，亦不應將心神挪用作思考如何做抉擇。相對於多一位記者、多一位年青有為的代議士，今日的香港社會更需要多一千個組織者；很多人如果稍加思考都會明白，但前兩者比較容易規劃工作、簡單快捷易明，後者可能永遠都不見成果與終點，所以最後會有一千人想做記者和代議士而十個人想做組織者，那我當然就要做這十個其中一位了。
生於世上四份一世紀之後，才發現在自我與慾望以外真正想追求的世界，有著怎樣的面貌，繼而在這個世界裡生活起來，這個世界既虛幻又真實。這樣生活並非安逸，而是一種對自己所擁抱的理想有所覺悟，繼而全情投入即將出現的各種挑戰和經歷。
對《基進》而言，亦不想強行在這個時刻，製作不合水準的內容。但暫休不是永遠，當我們再次找到自己在公民社會的角色，便會再次啟動，亦會一如以往，與基層和社會上的邊緣社群同行。
網站上的資源，並不獨屬於《基進》，更承載著這五年來公民社會的變遷，尤其是在2015-2019年社運低潮時，大小行動的記錄。所以網站將會繼續維持上線，作為公民社會及組織者工作的參考。同時在常規編採活動暫停期間，與中大社工系的合作會繼續進行、部分民間團體仍會利用網站刊登資訊，所以網站仍會有適度更新。
在此感謝各方朋友多年來的支持，更特別要感謝這幾年間每一位《基進》編採團隊成員的付出、對我的包容和忍耐，大家成就了一個出色、有態度的媒體。
後會有期。
吳卓恆
《基進報導》負責人
2020.5.5
202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