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所解釋的現況適合對寮屋有一定認知、想深入的朋友閱讀，初心者宜先了解寮屋政策基本背景）
租客一詞經常訴拆遷議題中出現，這個詞語不但介定了一戶人可以在制度裡獲得的安置補償，更是村內定義身份政治的重要詞彙。
不過在香港的寮屋區/農村裡，租客的定義非常多元，而每一種租客所面對的處境和社會經濟地位都有差異。
有很多人經常誤解，今日現存的寮屋多數都是「在山邊官地搭間木屋」，當然這個情況亦有存在，但在新界很多活躍農區，以及市區寮屋如牛池灣村，不少寮屋住戶承租私人土地，並在土地上自行搭建寮屋。而在茶果嶺村，即使有些土地因種種因素變成官地，但由業權分佈圖中缺失地段推敲、對照昔日的丈量約份圖，相信村內最少一半寮屋都曾經位於私人地上。
數十年前，中國大陸大批難民南來香港，適逢新界原居民開始外流，難民來港後，可能在村長、鄉里、甚至理民府的協調下，承租圍村以外由原居民祖堂或私人持有的土地耕種。
此舉正值新界農業由稻米時代漸漸轉型為種菜時代，將本來龐大的米田重劃成小塊出租，為祖堂或家族帶來穩定收入，作為宗族祭祀或堂產資金。而南來的非原居民又可以利用肥沃的耕地自食其力，他們會在農田邊搭建木屋或鐵皮屋，用來居住或養殖禽蓄，過著耕住合一的生活。
當政府於1976、1982、1984-85年分別進行有關寮屋的構築物和人口登記時，由於登記並不考慮業權狀況，只登記實際居住人口和用途，而搭建物又確實是居民自行投資搭建——事實上，不論物料為鋅鐵、石綿、木板，村民都需要投資一定成本，所以這些搭建物都是居民的財產。
「業權」與「寮屋擁有權」書寫出來似乎明確，但在實際操作中曖昧不明。首先是租賃關係一般情況下以口頭達成，少數會同祖堂有租單關係；租戶會定期向某位村民或婦人交租，有很多情況「交交下冇交」——可是接頭人逝世，或者移民等原因。
加上香港居住問題嚴峻，寮屋的頂讓活動在凍結寮屋數目依然活躍，而寮仔部實際上無力處理大量寮屋頂讓（這個行為被部分居民稱為「買」）的問題，以至為日後的寮屋爭議埋下伏線。
不過，隨著都市發展，原有地主可能會將土地轉手至財團或其他買家，又或者業主/繼承人會有其他打算。這時會衍生很多關於土地使用權和寮屋所有權的糾紛：土地易名不代表寮屋易手，但寮屋又不可能移動到別處，居民仍需要得到新業主同意才可以居住。
有些業主會將寮屋理解為業權一部分，地權易手時必須同步轉手；而租客則會認為自己對寮屋有絕對的使用權。在一些業權人長期無行駛擁有人的權責時，居民在滿足若干條件下可以申請逆權侵佔取得土地擁有權。
但這情況只是少數，大多數情況下，業主會在糾紛角力中佔上風，尤其是租賃關係較明確的土地。2017年，屏山「鄧輯伍祖」將其於坭圍菜園村擁有的土地，將收租權和管理權外判予管理公司，由過往每年年租2500-5000元大幅加租至每月每呎3-3.8元，平均加幅超過160倍。村內大部分居住的都是老人家，原來都直接交租給祖堂，最終他們被迫接受加租或遭到迫遷。2020年，九華徑發生相似情況，遠東集團旗下公司將20多戶寮屋所在地段，以各種方式收回，大多數村民被迫離開家園。
在政府的清拆行動中，業權人可以獲得按「補償基準率」的收地補償，而寮屋居民只可獲得「安置」或「特惠津貼」，原因是政府並不承認寮屋的合法性，但現實中不可能完全否定寮屋住戶的「財產」——就當間屋只是一堆木和鐵放在土地上，都理應是住戶的財產，於是就用了曖昧的「特惠津貼」取代「補償」這一類字眼，弱化寮屋居民取得補償的正當性。
這個下風除了發生在業主亦延續到政府清拆行動時的影響。紅字牌登記人固然可以按當時寮屋政策取得安置或特惠津貼，但在1998年政府清拆鑽石山大磡村前，發現不少村民已是頂手戶，於是加入資產審查限制，激起寮屋居民的反響。
根據當年「鑽石山寮屋居民清拆權益組」申訴文件，未有於1985年前登記的居民被安排往中轉屋居住，並須要在轉產公屋時接受入息審查。不少大磡村村民窮畢生積蓄頂下寮屋，財產卻因清拆而付諸流水，安置時更要接受入息審查、無法通過者未能上樓。2001年村民依然無法接受安排，清場時反鎖屋內與房署及警察對峙，險釀悲劇。
上述的「租客」主要是「租」業權，大多數都是寮屋的牌主/擁有人/頂讓者。這類村民大多是50年代起來港的非原居民家庭，以2021年計普遍居住年期40-80年；頂手戶的年期有長有短，以20-40年為大多數，少數為20年以下、亦有少數為10年以下。暫不計算官地自建寮屋，這班人會被原居民稱為「租客」，但他們自己不會視自己是租客，對他們來講「租客」另有其人。
這種人就是近20年出現在新界和市區各大寮屋區的「租客」，他們會向上述那些寮屋戶、登記人、頂手人租用寮屋或牌照屋，或者寮屋內劏出分間單位、或者寮屋的加建部分。
這些群體大多以新移民與本地人為主，亦有少數族裔。每個寮屋區都會有地政或房署寮仔部的告示提醒人勿頂/租，這些告示無法阻擋因房屋短缺的移居潮。
這一類居民與前述的一群最大分別，是直接承租了寮屋構築物本身，租戶的身份更可能是「由租地頂屋的牌主再租用劏房」的「租上租」，在工作的經驗中見過最多四層的租上租。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NLCDP）聯席於2018年發表寮屋劏房調查報告——這是香港近年唯一有系統性針對寮屋劏房的調查，在97份回饋問卷中，發現這類居民大多數居住面積不足200呎，當中新界一部分寮屋劏房由豬欄和雞寮改建，而市區亦有由舊工場改建的寮屋劏房。
而他們在遇上土地糾紛時的議價能力極低。2018年初，芙蓉山村住上約20戶租客地段，業權被銀行收回成為銀主盤，銀行入稟法庭派出執達吏收地，租客只能向NLCDP社工求助，向銀行請願將拆遷時間拖延。
這群居民嚴格來講確實是非法租住寮屋，甚至僭建近部分；而劏房出現的濫收水電等問題，也出現於這種寮屋；他們更要面對維修權責經常不清，修補物料不穩固等問題。
偏偏他們卻往往能出示完整的租單或收據，而亦因此當政府收地時，他們分分鐘是更容易證明在此居住。當然大多數人年期短或住在不足七年非人住屋，都無法進入510方案之內，除了搬遷津貼外，不會有任何保障。
而在清拆消息出現後，一些寮屋牌主會以有機會取得安置作為招徠租客的方式，持續將單位不斷出租牟利。這種單位在即將清拆的橫洲鳳池村、洪水橋都有出現。曾經探訪過一些約200呎的分間房，月租4000-6000元不等；而50-60呎的無冷氣、無廁所的房間竟然也索價2000-2500元。這種俗稱「落釘」的做法，在政府計劃清拆的幾條村都屢有發生。
非原居民鄉村及寮屋區的居住形式尚有牌照屋、補地價永久屋及若干特殊情況出現的建築物，這些情況已另文探討或介紹不作詳述。
上述兩種情況，是寮屋組織者們在這去數年工作中，歸納出兩種較普遍的生活狀況。而兩者在主流媒體的傳播下經常出現混淆、誤植和難以辨識，亦影響到組織工作的成效和策略。
參與茶果嶺、牛池灣、竹園聯合村工作的組織者，將自發進行一項社區影響評估（SIA）調查，希望從中辨識不同居住情況的差異、了解清拆對村民的影響。
參考資料
2017.7.12祖堂地加租160倍 泥圍菜園村70戶面臨迫遷
2019.5.20 寮屋土地改劃 應促進民主規劃 （此文章作為導讀）